黃惠華
2019月3月20日，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美國智庫（The Heritage Foundation）傳統基金會暢談自己的施政理念表示：
「我相信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有三個要素：民意、科學、價值。政策決定時，我們當然不能違背多數，所以「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決策要素。再來是「科學」，決定政策時，要把自己當作科學家，而不是命理家，我們希望政策是基於科學能檢視的論點來制定。最後是「價值」，價值是很主觀的，但我相信價值對於凸顯不同的群體間差異很重要，你相信或堅持什麼價值很重要，每天，你都會和外界交換許多價值觀，但真正能留在你心裡並且決不輕易改變的，那就是你認同的價值。對我而言，我相信普世價值，而民意、科學、價值，這三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制訂政策的重要依據。總而言之，我對政治的理想是，政治，應該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把小問題都解決了，就沒有大問題。」
柯文哲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暢談自己的施政理念。（台北市政府提供）
順應民意施政是否就能成功？
2019年1月24日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公布柯文哲就職四周年民調，其中對柯文哲表現滿意度為58.6%，不滿意度為31.5%。柯文哲就任四周年，回顧柯文哲就職滿月，研考會民調滿意度近80%，就任周年滿意度約69%，之後年度的滿意度均不及格，包括上任2周年的滿意度為4成8，上任3周年滿意度5成8，4周年滿意度5成9。針對台北市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服務態度，滿意度則分別為65.9%、77.2%，顯示台北市的行政效率和生活品質獲得多數市民的認同。此外，民調顯示，各施政項目包含交通、治安、聯合醫院、文化活動等滿意度皆達5成；公共工程、教育、社會福利工作滿意度雖未達5成，但滿意度仍高於不滿意度。
根據上述民調顯示，柯文哲施政還算成功，民意是施政成功關鍵因素，古今中外皆然。但民意如何在政治發揮作用？
民意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由情感產生的，而不是從理性認知而來。這不是專業學術實證的思想，而是由於媒體對人們情感領域有目的影響。有時候民意經常曲解政治現象，或只對自己政治正確有著不可動搖的偏見。偏見在政治現象普遍存在，沒有合理理由的存在著。
然而，儘管民意有其特殊屬性，但缺乏民意為基礎，政策也難以推動，這就是民意為何是決策者重要的工具的原因。從本質來看，民意是集體意識的政治內涵，是政治制度運作的必要工具。執政者實現政策目標，成功與否取決於民意方向，這也是為什麼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每個國家都存在著爭取形成民意與輿論的鬥爭：新聞、廣播、電視、政黨、議會等。
在現代政治社會之中，民意在民主制度中形成，在民主制度之中，在人民完全識字的條件下，能自由的表達與捍衛自己的觀點，輿論成熟度取決於人民的意識。人們的意見具多樣化、長期性、永久性的，同時新民意也在醞釀之中，重要的是，政府須要掌握新民意的內容、方向與強度，特別是滿意度雖未達五成的施政，是未來市政府需要關注之處。
依民調顯示，柯文哲施政還算成功。（本報資料照）
治國不能過分強調科學，也不能過分強調人治
美國學者Geoffrey C. Bowker認為，「如果人若無數據，就不存在」。 意思是人存在與數據息息相關，數據因人而有意義，數據本身不會說話，必須由人利用語言賦予其意義，數據才有存在的意義。柯文哲曾強調，「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
「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是對還是錯？也有人說「政治學不是科學，像是柯文哲追求科學統治的政治人物，治理台北市不算成功」。觀察各個地方政府網站上，大數據使用情況相當普遍。例如大數據分析如何解決交通流量，以台北市為例，如何改善內湖交通問題一直是外界質疑柯政府的一個問題，有專家建議運用大數據分析解決交通流量，以疏通代替圍堵解決內湖交通問題。對決策者而言，大數據分析只是一個輔助的工具，無法成為解決問題工具，解決問題也只能靠行動。曾經聽聞一位交通專家提到過去解決大直橋塞車問題經驗談，不但親自每天到路口觀察，甚至搭乘直升機觀察路面塞車狀況，終於找出原因。數字不代表一切，也不能取代在地觀察。一個成功的、有智慧的決策者，不但有理性有感性，不能過分強調科學，也不能過分強調人治。
柯文的施政價值觀察未來兩岸政策
柯文哲提到「價值」之說，重申：
堅信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等普世價值，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朋友，共享相同價值與信念。…雖然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但與美國價值理念相近，「親美友中」是台灣最適當的國家戰略。回顧過去柯文哲曾表示，「台灣價值還是一個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這一些的普世價值在台北的實現，再從台北、推廣到整個台灣，這才是我們心目中，要的台灣價值。
如果這是柯文哲口中的價值，那到底該如何解釋所謂施政要符合普世價值，核心概念為何？
所謂政治價值觀，也就是政治主體（個人、團體、階層、國家等）承認政治生活中某些現象、過程與規範的重要性，這些元素體現在社會政治經驗中，是激發、指導與證明政治人物的行為的指標，反映社會與群題發展的狀況、需求等。政治價值觀同時反映在各個階層、群體與個人的利益之上。從利益的角度來看，不同政治結構有不同的看法，基於人道主義，價值觀可能是民主的、基進主義，最重要政治價值是一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如同柯文哲強調的人權、法治、思想、人民參與政治、政治文化等等。
也有人說「政治學不是科學，像是柯文哲追求科學統治的政治人物，治理台北市不算成功」。（本報資料照）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區分四種社會行為：有目的性理性行動；價值取向的理性行動；傳統的行動；情感行動。價值理性行動與情感行動不同，情感受到思想的風俗習慣所導引；價值理性行動強調的是高度的意識，對某些價值觀的關注以及實施的一致性。當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正義、人權、榮譽等觀念行事時，符合價值理性的行動，一個人依照價值觀按照法則行事，價值觀可提供政治行動的目標與指導方針。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無法把目標內化在人類心裡；科學只能為某些目的提供實現的途徑。然而目的本身是一些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所構想的。」意識形態扮演著科學無法回答的問題做出決定，是社會意識的一種不同而非科學的形式，正如亞里士多德說「人們可以研究三角形的角度總和是什麼，但無法決定哪一個更好」。
在實際政治場域之中，決策是「更好」或「更糟」，取決於價值為何。
儘管「親美友中」國家戰略遭到質疑，柯文哲表示，「兩岸政策也沒辦法完全清楚，兩岸一家親只是一種態度，自己只是先表達態度」。事實上，柯文哲兩岸政策價值觀與國民黨強調「親美、和陸、友日」並無不同，「平衡策略」是柯文哲價值觀與意識型態，是一個未來觀察柯政府兩岸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輪廓已逐漸浮現。
過去柯文哲曾發表不少親中言論，一方面又認為美國價值理念相近，顯然其意識形態試圖在美中台關係中營造「戰略模糊」，爭取三邊關係最大利益。 柯文哲兩岸政策偏向國民黨路線，提醒美中台政策主導權仍在美國手上，過去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親中西進政策，與當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推出「重返亞太」抗中戰略違和，加上太陽花運動，使得國民黨失去政權。
蔡政府的兩岸政策以「維持現狀」為基調，不給美國製造麻煩，換取美對台政策穩定。柯與蔡政府的兩岸政策強調親美，但對中路線不同，候選人是否能成功爭取2020總統大選門票，美國支持是關鍵，惟在美國質疑柯的「兩岸一家親」、「友中」沒說清楚的部分，未來更需要謹慎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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