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開講》你,真的在乎外交官之死嗎?

蘇嘉琪

一名外交官倒下,濺起好幾波政治上的謾罵跟交鋒,一起在螢幕前、LINE群組津津樂道的你,請問問自己,你真的在意外交官之死嗎?還是跟風罵人比較有趣?

筆者從中前段大學的國際關係學系畢業,雖然因為自知資質駑鈍,沒有勇氣踏上一般人都很嚮往的外交官這條路,但身邊不乏考進外交部而且努力到現在的朋友。聽他們講述日常生活的故事,常常覺得很感慨,「外交官」雖然有個官字聽起來威風,但看似光鮮亮麗的職稱卻讓他們有苦難言。這些難以對外說的苦,當然包括這次鬧上新聞的國人急難救助,但更有深沉影響的,則是過長的工時對身體、家庭造成的負擔,還有面對國內、國際壓力之下逐漸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舉我朋友的例子好了,一名40歲前後的外交官,通常已經有「外放」過一次的經驗(所謂外放就是外派到大使館或者代表處任職),從外國回到外交部之後,基本上會擔任「科長」的職位。這個科長的職位,到底有多「屎缺」呢?從我們聚會的狀況就可以看出來,如果他能準時出席晚上九點的聚會,我們大概會驚訝到跑去簽樂透;即便出席,結束後有很高的機率會回到外交部去加班。大夥聊天時,他大部分時間也是不安地瞄著手機,看新聞、回覆上級的交代、叮嚀部屬的作業進度。若有緊急事件發生,還必須立即寫新聞稿回應。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外界都說你們是斷交部,都沒邦交國了,到底忙什麼?他總是苦笑回答,就是因為台灣處境太困難,才必須更努力去開拓。嘴再壞一點,我們會說「小心你孩子已經忘記爸爸的長相了」,這倒是戳到他的痛處,因為假日加班時在太過頻繁,小孩顯然比較喜歡媽媽。

從他的各種故事之中,我還發現科長的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工作之外的時間幫自己的部屬做心理諮商。這些需要被諮商的壓力來源,除了一般公司行號都有的人際壓力及工作壓力,還有面對民眾的無理需求,明明已經盡力處理,卻被民眾大小聲或者威脅向週刊爆料的心理壓力。問他會不會想辭職?他倒是感性起來,「雖然工作不好做,但如果自己的努力有機會讓台灣慢慢前進,我是覺得還是有價值啦」。聽完我倒有點心虛了,換作是我,我撐得下去嗎? 道理其實簡單,容我套用一個老梗:外交官必定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外交官。

他們跟你我一樣是在職場要聽命上級、要帶領部屬的凡人,從來就不是三頭六臂,一手接待外國人、一手處理國人護照遺失、一手還要去經記媒體記者關係並定時投書、每小時可回50封EMAIL的超人。台灣的外交偶而還有亮點、彩蛋,絕對有很大一部分是靠這些都不回家吃飯的外交人員,一點一滴撐出來的空間。

我國駐大阪辦事處氣氛哀傷。(記者林翠儀攝)

面對一位優秀的官僚因為極度的沮喪,選擇以最激烈的方式的向世界以示負責。悲傷之餘,我們應該要作的是回到一個「人」的層次去思考,我們可以怎麼樣去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或許一個組織的心理諮商管道可以更加健全?又或許外交部與民眾間的聯繫跟互相理解應該要加強?對於外交人員心理健康層面的照顧,是否應該引進更理想的機制來協助?工作分量的分配與調度,是否可以有夠合理的方式(不然我們都見不到外交部的朋友們)?

這些,我想才是真正對在外交部工作的人有建設性的調整。甚至認為所有的公家機關、民間公司都應該開始檢討,這些員工福祉跟支援系統,才是該被嚴肅討論的事情。

以一個外人的眼光,筆者對蘇處長的離開感到非常遺憾,大家都知道他絕對不用走到這步。但我們又如何想像對面著中國刻意的新聞操作、網路鄉民過度的渲染,蘇處長在決定離開的那幾天,到底遭受多少無情打擊而無處傾訴?然而有一群人卻躲在螢幕後面,想靠著把死者神格化來進行公審式的究責,把蘇處長的死導回藍綠鬥爭,呼喊著誰誰誰應該下台,我真心不覺得這些人在乎外交官之死、也不在意其他外交官的處境,他們從來都只想喊價、鬥爭,只是缺乏題目而已,這種鬥爭思維,我認為是對蘇處長及其家屬、甚至是認真打拼的所有外交官最嚴重消費以及侮辱。

最後,我知道要大家承認自己是巨嬰很難,但筆者也想提醒大家,人人都有一不小心就變成大爺、巨嬰的潛能,只有對人的同理心可以讓你成熟。

(國際事務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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