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肇祺／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
一個星期六，我從一個位於香港新界區的鐵路站下車，走出與原有鄉鎮格格不入的現代化商場，穿越架於繁忙的馬路上的行人天橋，甫一下橋，看到一台木頭車，數名中青年人正把一些漂亮乾淨的衣服掛在車子上，有一些仍是被扣著廠商的小紙牌，木頭車的負責人喃喃自語：
「這種丟掉就太過份了。」
上網查看，方才知道木頭車和負責每個週末都會跑到不同社區，把被Free出的衣服帶到現場，讓居民自由取走。 木頭車前面的小人群，邊挑選衣服，邊聆聽活動目的及詳情。協助活動的人手持木牌，上面寫有「Buy Nothing Today」、「仲買？執啦」等標語，配合他們解釋一些概念性的詞彚如free、swap等，鼓勵群眾把對自己而言已失去價值的資源重新投放到社區內，並取走（執走）別人釋放（free）出來而自己有需要的東西。
就像聖誕鹿車來了：Free cycling出現了，木頭車前請零消費，物資任取。
前面不遠的空地上，十多位義工已經置設好「不是垃圾站」的街站，在一排的竹籃子前標示好號碼，它們代表塑膠的分類。旁邊有一個磅及一張桌子，一些檔案夾、剛過期的護膚用品不久後就被放在桌子上。稍為移步，則可看到數塊棉布，上面陸續放有衣服、中古 （二手）用品等。對面的空間則為有趣，兒童安全塑膠墊上鋪滿了玩具，三數位小孩在上面玩耍，其中一人正想把玩具一件一件拿走，他的父親急忙把他牽到一旁說教：
「我們下次也要把你已經不再玩的玩具拿過去，和這裡的小朋友分享，好嗎？」
「不是垃圾站」的街站。（圖：作者提供）
一位「不是垃圾站」的創辦人則在旁邊接受一個媒體訪問。就如地上的紙牌上所標示，她說：
「我們不是義工，是抗爭者。」
在街站的當眼處，寫上抗爭理念的紙牌，並招收願意參與改革垃圾站，使其成為資源回收中心的「戰友」。
香港的廢物處理及資源回收情況一直不理想，雖然各大屋苑、村落、商場都設有「藍廢紙、啡膠樽、黃鋁罐」的回收箱，裡面有約四成的物料因受污染、下游處理廠商不足而未能真正得到處理1。 除了廚餘沒有被處理及投放回有機的農業循環外，整個回收產業鏈如何運作，缺乏一個深入的討論及多元的實踐。相關的急切問題包括 ：
1. 市民缺乏可回收的的物料的認知，不清楚什麼是垃圾、什麼是可以回收的資源；
2. 他們應怎樣清洗、處理可回收物，才把物件投放到回收設施；
3. 經回收後的物件被送去哪裡，處理過程如何。
香港政府將在2019年推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包括「按戶按袋」收費及「按重量」收費，建議指定垃圾袋收費為每公升港幣一毫，同時「加強在回收方面的支援。就三類主要的回收物即紙、膠和鐵，政府計劃向參與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的樓宇按需要提供更多的回收桶。」2 社會目前正蘊釀一場「什麼是垃圾」甚至「什麼屬於我的垃圾」的討論。近月在社區中逐漸成形的free cycling運動，又能給予各國政府什麼啟示？
香港環境清潔運動的侷限
香港早在十九世紀已展開環境清潔運動，例如清洗太平地3， 「清潔香港、人人有責」口號以及清潔龍與垃圾蟲的廣告等，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已相繼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4。
香港人常認為環境清潔是社會進步的指標，而一個重要的對比，就是他們對中國大陸街道上過去經常出現隨地吐痰、垃圾遍地等負面印象。這種由上而下的環境運動及教育欠缺垃圾處理及回收產業的全面影響。香港的垃圾量位居世界前列，對堆填區造成沉重的壓力。更為人詬病的是資源回收率過低，而且分類不夠仔細，回收行業更是被邊緣化，普遍缺乏政策及社會支持。「藍廢紙、啡膠樽、黃鋁罐」的公眾教育，侷限了香港市民對垃圾分類、廢物「減少、回收、重用」（3R），甚至資源升級再造的認知及想像。
香港政府企圖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來減少廢物，面對的除了誰是垃圾製造者、誰應該付費外，其他的挑戰還包括：
1. 什麼應被分類為資源而非「垃圾」；
2. 可以回收、重用的物件包括什麼；
3. 怎樣才能有效回收及處理資源；
4. 資源是否可以在社區上重新分配及重用；
5. 有些物件如何能被升級再造 （upcycle）。
從環境清潔運動的歷史來看，由上而下的單一政策，往往是因為缺乏全觀的視野，造成資源循環過程的割裂。而且，把物件投放到回收箱的教育，減低了民眾的行動力及責任感，導致市民在過去成為垃圾問題中的被動的受害者（passive victims）。
Freecycling的倡議
民間在進行的Free cycling 社會實驗，值得政府部份在垃圾徵費政策的制訂階段就進行參考。以由民眾自發進起回收、重用、升級再造的活動，在最近三年遍地開花。以上述的「不是垃圾站」作為例子，除了有立法會議員在物資的倉儲及運送的支援外，站內的志願者皆是自動自覺做事，沒有明顯的領袖進行指令，在三個鐘頭內，人流可達百人。當中有一個原則是把物件帶來的人需要自行負責放置物件至適當的箱子，以非由協助運作的人員代為分類。這種原則是要民眾了解什麼可回收、重用或升級再做，並謹記不是脫手後，物件就會從世界上消失。拒絕視而不見，而是擔起消費及善後的責任，是設站的方針。這個行動不只是以社會化為目的，而是透過參與觀察，讓政策持份者（包括回收廠商、市民、政府部門等）成為改革垃圾站的行動者。
讓我再帶大家走一次「不是垃圾站」，進行一次虛擬的參與觀察。
我們先像遊人般先走走看看，了解參加者在做什麼、帶什麼來，也可以聽組織者解釋理念，參看一些社區回收概念的設計圖及媒體訪問。在這階段，遊人也可以帶走任何「FREE出來」（免費放在站內）的物件。完全成為這個街站的參與者，則不能是臨時的加入，因為參加者要在日常生活把資源儲起、清潔，再在特定時間帶到現場。在這裡，他們首先把全部物件過磅（秤重），讓組織方記錄起處理過的資源的總重量，留作日後向政府爭取政策改善的理據之用。然後，參加者就把物件放到適合的地方，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東西。因為社區資源回收的出現，一件物件就能在不同人之間流動，以社會理論家Appadurai的Social Life of Things 理論去分析5， 我們可以發現，物件一直有生命，既然是在社會上「活著」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把它輕易送進堆填區了。
從環境清潔運動的歷史來看，由上而下的單一政策，往往是因為缺乏全觀的視野，造成資源循環過程的割裂。而且，把物件投放到回收箱的教育，減低了民眾的行動力及責任感，導致市民在過去成為垃圾問題中的被動的受害者。（圖：作者提供）
香港政府在日前公佈了垃圾徵費的更多細節，建議回收紙皮、膠樽只有個別類別，造成一些保育人士的反彈，他們認為環保政策正在倒退，未有進行整體性的回收產業改善之外，更遑論把社區的元素帶進源頭減廢、「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的討論。面對政府目前較為狹窄的視野及做法，社區人士把「不是垃圾站」、free cycle的理念帶到其居住的社區。在臉書搜尋一下，就可以發現不同網上群組在交換物資、一些人在社區內辦類似「不是垃圾站」的街站，另外也出現專門處理衣服、餐具等的小組，他們遍地開花是因為行動具彈性，而且不需要龐大資本。同時，一個跨區域、以理念為本，透過互相分享資訊的行動網絡已經形成。
從回收箱到社區資源回收站
各國政府在政策研究上從這些案例有什麼可學習的地方呢？筆者認為，政府首先要對回收行業給予支持。作為free cycle的重要夥伴，回收公司同時也是社會上邊緣的產業。以香港為例，一些紙皮主要是出口到中國大陸，因此受到大陸政策及商業機構的影響。回收事業既是本地產業，也面對垃圾、回收全球化的影響，萬一香港的回收公司支持不住，上述的物資重用的循環就會出現斷層。政府除了鼓勵開發新的處理技術，也應把產業視為一個具經濟效益（兼具社會及環保功能）的政策對象外，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催化回收公司、個人回收業者（如拾紙皮的長者）與社區的合作。從案例上看，理念相近的人走在一起，配合回收業者及公司既有及新鮮的工作模式，確實有效減少廢物，讓整個回收渠道更為順暢。
另外，資源的回收、二次利用、升級再造等概念及分類，影響了什麼是「垃圾」的社會想像。政府的廣告、宣傳及政策指引上或需重新修訂，同時讓社區人士參與公眾教育，和其他政策持份者一起打破垃圾／三色回收箱的二元概念。這樣的政策宣導才能使物件得到真正的二次「生命」。促成社區運動者所提出的社區回收中心，是一個實際可行的嘗試，因為它給社區人士討論、思考及實踐的特定空間，相對回收箱這種缺乏人與人交流的設定，社區資源回收站更為人性化，創新的意味更強。
最後，政府可把部份物資循環的權力及義務交還給社區。目前各國政府處理垃圾的措施集中在把物件從社區中拿走，使居民覺得自己居所很乾淨。使用者自付的原則，並未有效讓群眾有意識「垃圾」不會輕易消失的問題。在上述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把看事物的角度調整後，一些物件放於社區的脈落下根本不是垃圾，問題就換成了如何適當地處理、甚至把資源升級再用。
香港政府為了對抗禽流感，在2007年時禁止了散養家禽，農夫因而不能製造一個有機的耕種循環，大部份肥料都需要向外購買，泥土裡的有機物方能得到足夠補充；在都市裡，因為區內拋棄垃圾的便利性，大部份可以重用的資源在找到新的主人就被拋棄，因而未能獲得第二次的生命。讓社區獲得處理垃圾的權力及義務，就如本文free cycling的例子，能讓我們在拋棄物件前，先作參與觀察，再界定一件物件是否垃圾，才思考是否把它拋棄。政府機構也應從社區中吸取養份，運用新的思維，爭取更多的民意，完成地球永續的重要使命。
參考資料：
1.香港01，2016年6月9日，〈三色桶廢料 幾多去回收？幾多去堆填？〉
2.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公報。2017年3月20日。
3.資料來源：「三界五行：洗太平地」。東方日報。2010日1月18日。
4.資料來源：「垃圾廣告學 清潔香港 爆笑圖鑑」。香港新浪。2016年09月21日。
5.Appadurai, Arjun,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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