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近日在日本地區醫療頗負盛名的諏訪中央醫院名譽院長鎌田實，來台灣參與高齡化社會研討活動的時候，比較了台日兩地高齡化社會的發展。鎌田院長指出，台灣老人不論是在縱向或橫向的人際聯繫上，都遠比日本老人活躍。他所說的縱向人際連結，指的是家庭的不同代間的連結，而橫向連結指的則是高齡者其他老人互動所建立的人際連結關係。
鎌田觀察到，台灣的老人很容易在公園或其他公共場所中與其他老人聊起天來，進而建立社會連結以避免孤立。相形之下日本老人較不容易發展出類似的互動模式。由於社會孤立是影響高齡者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鎌田實認為台灣在人際關係上的開放是值得日本借鏡之處。高齡社會的發展與台灣人際關係的模式非本文重點，不再多做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鎌田實對台日長者社會互動模式的比較，反應出日本社會一個微妙的現象，也就是一方面對於既有的人際關係高度重要，另一方面對於新人際關係的開展卻相當保守。知名的社會心理學者山岸俊男以「安心」與「信賴」這兩個概念說明了這個微妙的現象，對於理解日本社會的諸多現象乃至社會變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山岸俊男指出，在日本的社會脈絡中，「安心」與「信賴」這兩個看似相似的概念，其實是兩種不同型態的社會信任機制。這要從關於信任的一般性理論開始談起。信任是當代社會科學一個重要主題。在一個缺少信任關係的社會中，不僅合作難以展開，所有的社會互動與公共制度也會深陷複雜繁瑣的程序，而難以形成改善的動力。因此，信任，特別是對社會中陌生成員的一般信任，被視為影響經濟繁榮、民主政治品質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台灣的老人很容易在公園或其他公共場所中與其他老人聊起天來，進而建立社會連結以避免孤立。相形之下日本老人較不容易發展出類似的互動模式。（forums.appleinsider.com/）
在1990年代之前，國際學界普遍假設日本人比歐美具有更強的一般信任關係（所謂一般信任，指的是在與整體社會中的不特定個人互動時所展現的信任關係）。這個假設成立的原因在於，歐美是個人主義社會，個體的行動普遍立基於個人利益，因此合作關係必須透過明文的契約關係來確保。相形之下，日本是集體主義社會，組織或集團的生存與利益在個體行動中扮演更強的角色。日本人在組織與社區中所展現的奉獻與互助，在社會經濟政治各層面的運作中高度仰賴不成文默契而不需明文契約的互動方式，都強化了這個假設。也就是：相較於歐美，日本社會具有較強的一般信任關係。
然而山岸俊男在19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中發現，儘管在組織和社區層次日本民眾的確展現出對同群體成員更高的信任。一旦互動的對象跨越組織與社區而是更大的整體社會時，研究結果卻與假設有很大差異。他針對美、日兩國受試著進行社會心理學實驗，發現美國的受試者展現出遠比日本受試者更高的一般信任。相對的，日本受試者呈現出較低的一般信任。接下來包括大規模問卷調查以及其他方法對兩國國民所作的比較研究也呈現出類似的結論，也就是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日本人雖然在很多行為上呈現出集體主義的傾向，在一般信任上卻相對低落。
為什麼會有這個落差呢？
山岸俊男認為要理解這個看似弔詭的結果，必須回到信任的性質來分析。他認為信任問題源自於行動者所面對的社會不確定性，因為無法確知互動對象的意圖以及互動的結果，而產生不信任感。而安心與信任表面上看起來相似，卻是完全不同的回應社會不確定性的方式。安心指的是盡可能消除不確定性，而信任指的則是在確認不確定性存在之下，基於對不確定性的掌握而相信。
信任問題源自於行動者所面對的社會不確定性，因為無法確知互動對象的意圖以及互動的結果，而產生不信任感。而安心與信任表面上看起來相似，卻是完全不同的回應社會不確定性的方式。（http://www.nippon.com/ja/in-depth/a04901/）
因此，追求安心在社會互動中最常見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只與固定、已熟識、屬於相同背景與社群的對象互動，並排除掉不熟悉的因素，以集體的壓力確保不會產生預期外的結果。
相對的，信任則來自在開放的場域中透過更頻繁的接觸，累積對不同類型互動對象的知識，培養出對各種可能面臨的情境產生判斷能力，進而產生對社會中不特定個人的一般信任。若從山岸提出的這個角度來看，那麼日本實在該說是一個「安心社會」而非「信任（信賴）社會」。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社會廣為人知的集體主義傾向，未必完全來自於組織的控制能力或神秘的文化心理，而是長期以來用以控制不確定性的社會機制。許多日本經濟社會現象，與安心社會當中那種「傾向排除、而非面對不確定性」的特性有很深的關聯。
就經濟場域而言，企業偏好一次性地錄用畢業新人而非更廣泛地招募具有相關經驗的人口，企業間習慣維繫長時期的固定交易關係而非更彈性地面對不同的供應商，以及很多產業所產生類似卡特爾的組織確保固定的市場參與者等，都與安心社會的發展型態有很深的關係。
同樣的，就社會組織而言，日本具有非常明顯的地方社團強而倡議組織弱的現象。也就是說：日本民眾非常踴躍參與成員都相互熟識的社團或町內會等社區組織，但對於針對不特定個人權益的公共倡議，參與的力道就相對減低很多。這也可說是與安心社會的特性高度相關。
日本社會廣為人知的集體主義傾向，未必完全來自於組織的控制能力或神秘的文化心理，而是長期以來用以控制不確定性的社會機制。（IFRC）
山岸俊男更進一步認為，日本近年社會經濟當前的許多問題也與安心社會的型態密不可分。以經濟而言，日本既有強調穩定關係的組織體系，在動員資源追趕先進國家上取得相當大的成功。然而，隨著日本企業脫離追趕的階段，以及全球經濟變動越來越快，日本企業無論就策略擬定、人才招募乃至企業合作等諸多面向上，都無法透過引入體系之外的人才來面對新挑戰。日本的社區組織確實帶來相對高品質的集體生活，包括低犯罪率、整潔的環境、成功的資源回收體系等。然而隨著社會人口產生越來越劇烈的變動，拙於擴大接納外來者的安心社會型態也越難適應於新的趨勢，而使很多社區產生萎縮與資源錯置的現象。鎌田實所觀察到日本高齡者人際互動的問題，也與此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山岸俊男對日本安心社會的診斷，當然無法完全涵蓋日本經濟社會問題的全部面向，但卻點出一個日本社會基底的重要現象。另一方面，而日本近幾年在外在全球化以及內在社會變遷的衝擊與挑戰後，各個領域的運作型態也的確產生不小的變化，人際關係模式是否產生轉變，應當是個饒富趣味的問題。不管在企業運作上大企業體系的崩解，導致外包廠商獨立化、新創興起等，或是在社會上更擴大接受外國人的進入等，是否會改變既有的安心社會的運作型態。提供了一個觀察日本社會轉型的重要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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