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東白、吳玟嶸
圖片說明／德國慕尼黑大學（取自創用cc）
「教育的理想是公共化，可是制度設計上公共和市場不必然衝突，在各種領域上都能看到公共的價值在某些時候是可以透過部分的市場化跟私人的發展來達成，所以不一定只能二分法。」在移民法、勞動法和教育法等等領域有所專研的政治大學教授廖元豪強調，「公共化不等於政府化，極端的市場化和國家化在理念上有危險，就現實面而言在台灣也做不到，所以如何混合才是重點。」
如果從一國政府投資在教育的經費佔GDP比例做為衡量公共化的指標，廖教授表示，「美國政府投資在教育的支出比例，其實高於台灣、日本，甚至比大家常常在講的德國還要高」。這中間的差別在於各個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方向不同。
德國的高教幾乎都是公立學校，很少私校，同樣類型的大學之間差異不大，能得到的資源相差無幾，幾乎都是免學費入學。廖教授認為，這創造了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假象，人們會認為是否研讀大學並沒有差別，再加上德國的產業結構使然，該國的大學就讀率其實十分低。學生往往在畢業後選擇進入類似技職專班的Berufsschule做實習，真正進入Fachhochschule（類似台灣的科技大學）或Universität（即一般研究為主的大學）者佔應屆畢業生比例不到三成。
圖片說明／各國政府投資在教育的經費佔GDP比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教育部教育統計指標）
另一方面，廖教授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階層分明的系統，反而某種程度上更能落實他所認為的教育公共化的理念。「公共化是要擔保每個人只要有能力都能享有起碼的教育水平，不是擔保每個人都能享有最好的教育。」在美國，一個人如果真的有心唸大學，在地的社區大學幾乎都是免學費的。再往上一階，是公立的州立大學、私立的菁英大學，他們的學費要求就相對更高，然而教授認為也並非公共論述領域中常常描寫得那麼可怕。「在哈佛、耶魯這些頂尖學校，大約80%的同學都是絕頂聰明，能夠拿到各種獎助學金的能人；剩下必須全額自費的同學，就真的很可能是家裡有錢，為了在履歷上鍍一層金過來的，享受那麼多師資設備，當然應該多繳一些錢。」
「若是教育真能照一個合理的市場機制來運作，那麼或許讓私立大學在學費方面更靈活，可以改善目前私立大學的窘境，會讓大家思考念大學到底值不值得。」
學校經費來源不同，治理思維也相異
討論到市場化對於學校體質是否有影響，教授認為美國私立菁英大學高度市場化的結果，使得大學對於社會需求更能彈性應對。「哈佛學費這麼貴，其實學費佔了他們總預算可能也不到20%，那剩下的80%他們要怎麼籌措？就是找校友、找企業，向他們募集捐贈。而這個募資的過程會迫使大學更向社會負責，教授們在進行研究、教學時，也要說服社會大眾自己的學術理想和社會有甚麼關聯，必須要向社會交代成果，因此某種程度的市場化會讓權力來源更多元，這樣未必不好。」
曾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交換一學期的台大生工系畢業生王曉朗就觀察到，「美國校園內的環境社團多元，各州都有青年為主的數個環境團體組成聯盟（coalition）形式的合作平台，對於重要的環境議題做倡議。」這些倡議往往能直接影響校園運作的方式；事實上，以「從石化業中撤資」為主要訴求的全球性青年環境組織「350」，之所以在英國和美國的校園有很強的影響力，主因之一便是由於英美的大學對自己的財務享有高度自主權，使得當地的學生可以提出「取消校務基金中對於石化產業的相關投資」這種台灣學生可能難以理解的議題操作方式[註1]。
反觀德國，廖教授認為他們的公立學校因為經費幾乎全由政府提供，每間學校其實大同小異，不論研究、治理等等面向都很難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他們的大學教授受到的管制相對也多，因為教授就是公務員，要服從政治節制的口號；而其官僚化的程度也很高，因為大學被當成是政府組織。」
甫從華盛頓大學公衛系碩士（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畢業的李尚儒，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則毀譽參半。
美國的私立頂尖學校具優勢的領域，多是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個人生涯發展附加價值較高的法學、商學；而公共衛生領域方面，反而是各種州立大學的品質較佳。「華盛頓大學在全美公衛領域的排名在第十名左右[註2]，師資、軟硬體的品質都很不錯，學校資金除了州政府的款項和學費以外，主要也還是靠教授研究經費的行政費用還有私人捐贈。」
「像我們這樣算是蠻大型的州立大學，研究經費和規模是我在台灣很難想像的。同樣一筆在非洲研究疾病的計畫，台灣可能出個三十萬台幣就很了不起，我們這裡丟個三十萬美金都不是問題，那研究的設備、採樣樣本數、採樣品質這些就根本無法比較，連帶的美國這裡的研究風氣也遠勝於台灣。」
但是，當談到美國高等教育的本質，李尚儒毫不諱言「其實就是有錢人的玩物。」
「就算是兩個資質相等的孩子，」李尚儒說。「家裡經濟資源的差異也會造成日後發展上一定的差異；最後，如果家境不好，除非你真的是天才等級的聰明，否則要進入頂尖大學還是不可能。」
作為公衛領域的學生，除了看到美國以私人健保為主的醫療體系，使得公私立醫院的經營方式沒有太大差別外，對於該國的教育所劃設的經濟門檻也一睹無遺。
「美國的大學學費越來越貴，畢業之後學生往往得背負巨額學貸；除非家裡有錢、無後顧之憂，不然很難唸大學。即使是當地生，一年的學雜費大約就是畢業後一年的年薪[註3]。也就是說，在美國如果沒有獎學金或家庭支援，必須畢業後馬上找到工作，又不吃不喝四年才能把學貸還完；要不然就只能半工半讀。」
「我們班上大約三分之一是國際生，很多都是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非洲、拉丁美洲等等地區；他們大部分都有公衛背景，申請公費或獎學金過來，但也多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其實，有經濟壓力的同學大概大學畢業就會去找工作了吧。」
德國：生涯發展不能浪費社會資源
相較之下，在柏林工業大學唸文化科技語言和傳播組的陳朱俐則認為，德國的高等教育公共化對於亞裔移民後代等經濟弱勢而言，改善生活水平顯著。「德國學生自一出生到某個年紀國家都會給錢，再加上念書不用學費，讀書的經濟壓力較小，所以大學通常可以唸很久，原本三年可以結束的課程他們都會慢慢修到五年左右。而且只要不喜歡原本的科系就會轉系，門檻比台灣低。」
「他們會認為高等教育這件事本身就是取之社會而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具有公共性，所以才有公共化的政策；也因此許多大學會鼓勵畢業之後留在當地服務，而外國留學生如果未來要在德國工作，也必須從事科系相關的行業。」這也是為什麼陳朱俐觀察到，「在漢堡，當某些家長想要沒有唸學術型高中（Gymnasium）的孩子也有相對應的大學升學管道時，會出現浪費學校資源的反對聲浪。」畢竟大學教育不全然只是個人的生涯選擇和知識資本的投資，還涉及到國家如何分配有限資源，以增進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和促進良性的階級流動；在學費全免政府全額補助的德國，這種考量影響更甚，適才分流成為必然。
諸神之戰，未完待續
看完了美國和德國，兩個左右兩派學者爭戰不休、各自奉為圭臬的高教現場，似乎可以發現，高教政策走向的看法背後，其實是在幾個關鍵問題上不同意識形態的角力戰場：怎麼樣的高等教育對於所有的國民是充足且基本的？它背後又需要怎麼樣的政治經濟條件和產業結構？而不論德美，會唸大學的學生畢竟是少數，這樣的共通性是否值得不論左右的台灣人思考？
「台灣現在還缺一個圖像，就是台灣究竟需要怎麼樣的教育制度。」廖元豪教授語重心長地說。「只要追求教育的目標不是純粹為少部分人佔有，讓大家都有很多選擇機會而且為社會服務，就是理想的公共化。但是，除了口號上這麼說，我覺得會需要更多務實的想法去推動它。」
圖片說明／政治大學廖元豪教授
註1：當然可以理解成，正是因為高等教育市場化，一開始才會讓學校有機會投資石化產業。
註2：根據US News & World Report在2015的評比，該系所確實是相關領域的第十名；前面九間學校有八間都是州立大學，全部都是公立。
註3：根據華盛頓大學的網站，當地居民一學期學費約3500美金起跳，而一年有三學期。美國大學畢業生起薪約49000元。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逆思 教育商品化，真的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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