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秀雋
農曆7月，台灣各地舉行大大小小的普度祭典，除了由儀式專家主持的科儀外，週邊節目隨著時代更迭的流行有所變化，社會評價有褒有貶，主辦者、參與者面對不同聲音，當然必須承擔，不過若將台灣民間的祭祀文化，與他國祭祀文化比較後再予以批評，筆者認為有失公允。
台中紫雲巖普度場面壯觀。（資料照，記者張軒哲攝）
8月24日鏗鏘集〈祭拜亂象〉一文，作者李敏勇先生認為與韓國祭祀相較，台灣的祭拜方式粗陋、取巧，並認為在瘋韓劇的同時，竟未能同時吸收劇中韓國所展現出的儀式樣貌，相當不應該，因為台灣民間祭祀所展現出的是一種輕浮、不敬謹的態度，而對於金銀紙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如考古題般再次被提及，甚至認為這一切的不莊重，都來自未正常化的國家。
首先必須釐清，各種儀式背後，皆有其民俗及宗教邏輯，例如普度有分廟普、街普、市仔普、家普，各有其需求與功能，不是一概而論認為統一去廟裡集中祭祀便可，且民間祭祀文化融匯儒釋道三者自成一格，早在日治的宗教調查官增田福太郎就已提出，長期為本土及國際學界所重視，並有大量相關研究作品，在作者眼中卻是被批判的現象，卻忽略了楊慶堃早在1960年代就已提出的普化性（或擴散性）宗教的論點，如何在漢人社會產生機制與作用。難道佛、道就必須徹底、乾淨的分流才是正道？
金銀紙的焚燒，追根究柢就是信與不信的思辨。試問一個信的人，會希望百年後燒少少的錢給他／她嗎？反之一個不信的人，有沒有燒根本不重要。這是相當主觀的議題，無法用客觀的數字分析研判其存在價值。而作者直指祭祀者不夠虔誠、隨意，所求皆功利，那更是流於情緒、毫無根據的批判，難道只因為民間集體的意識不符合作者自身的想像？或是所謂的虔誠、恭敬是必須符合一套組織化過的儀禮或外貌？而標準又是由誰訂定？祭祀所求人人不同，最常見是平安二字，亦或人人都要祈求世界大同、自我提升，才是高尚的祭祀文化？
作者在慨嘆台灣人的祭祀文化粗陋乃因未曾有過正常國家時，卻同時認為應吸收、看齊韓國的祭祀文化，試問，那台灣自我的文化主體性何在？又主張應將某些祭祀行為集中辦理，乍聽之下，竟與國民政府戒嚴時強制統一集中拜拜的政策相同，令人費解。重點是，台灣祭祀文化經過日治的皇民化，國民政府戒嚴時的管控，皆未曾消失，文化的生命力也由此可見。
任何祭祀文化、民俗儀式的背後，承載的是龐大、久遠的文化體系與邏輯，自有其延伸、自我應對調整的機制，在當代社會中以不同的面貌展現，絕非以自我的想像便能扭轉甚至取代，若不虛心理解、深究其中意涵，僅以他者的眼光做價值判斷，便容易失之偏頗，文化真實的面貌，也無法完整詮釋，對於代代生活在慣習文化傳承下但求安身立命的台灣人，也欠公平。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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