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領導人而言，路線與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僅涉及黨內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也是擁有歷史地位的表徵。「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透過高度政治社會化與符號化的過程，意識形態遂成為黨內推動各項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的權力來源；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四代領導人，都希冀將自己的政治路線排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此一論述序列中，這可解釋雖然不再冠上個人抬頭，但江澤民與胡錦濤都仍迫切希望將其「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中得到說明。因為這不僅是權力的象徵，更是歷史地位的證明。
習近平自十八大掌權以來，也循著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的軌跡路徑，嘗試建構屬於個人特色的意識形態。必須注意的是，其路線與論述建立的政治前提必須循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而來，至少是鄧小平時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階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政治報告的基本調性與精神；這可從江澤民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以及胡錦濤十八大接櫫社會主義初階論的性質得以驗證，這表示江胡二人其政經路線為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積極實踐。
「四個全面」與「四個堅定不移」可被視為習近平（見圖）路線的基本輪廓。（法新社）
習在兩會中所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是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主軸，究其意義還是希望藉此銜接鄧小平的正統，因中共「小康社會」之說，最早是鄧小平於1979年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所提出，彼時正離標誌改革開放起點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不同的是，習的政治戰略意圖遠比江胡二人深遠：江在十五大的表態是因為鄧剛辭世，胡在十八大的作為則是十年執政的總結。與江湖相較，習的意識形態建構更為主動積極，早在去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時進行了理論初步部署與輿論宣傳的作為，即在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之外，加上了「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深入而言，習在「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四個全面」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嚴格治黨」。這剛好階段性總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內容，同時定性了反腐倡廉的政經意義。這可從「經濟基礎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政治制度創新」以及「反貪的整體結構面」三個面向觀察：
就經濟基礎與生產力而論，三中全會所論及的「國家與市場關係」與「市場的作用」已有劇烈轉變。決議中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化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指出「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樣的認知早已超越十四屆四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意即在統合主義的基本架構下，市場雖不至於不完全取代國家政府的功能，但卻擁有更多的自主性與空間，這樣的精神進一步表現於「負面清單管理市場、正面清單監督政府」的內涵。
就上層建築與政治制度創新來看，四中全會依法治國之意，就是希望擺脫人治的色彩，除了讓中共的政治發展可以建立在「有規則可循」的「制度面」基礎（趨近「法制」的概念），更希望建立在對法律的理性尊重的價值理念以深化合法性的內涵（具備了「法治」的雛形）。深入而言，由於憲法為一切法律的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與根本，為延續與落實「依法治國」與「法治」的精神內涵，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載入四中全會決議中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這種訴求迥異於從十六屆四中全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十七屆四中全會「加強改進新型態黨的建設」的內涵。
再就反貪的整體結構面而言，所謂「全面嚴格治黨」，意味中共已經意識到，隨著經濟發展伴隨而來的尋租貪腐問題嚴重衝擊黨的組織、紀律、作風等面向，從而腐蝕了黨的執政基礎與合法性。因此自胡錦濤以來，如何強化黨的執政能力與深化黨建設自然成為施政重點，但除了查辦幾個如陳良宇般的地方要員，或是透過中央巡視組展現中央的決心外，實際的制度建設與理念建構十分有限；十八大後，習近平查辦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等事件中，充分展現了處理貪腐的立威與決心，但如何在既有政治架構下，建構一個合理的法律體系與政治制度去處理貪腐危機才是主要焦點。
習近平在「四個全面」的論述，面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現實問題，相對而言「四個堅定不移」則是對於兩岸關係的初步回應，特別是在台灣公民社會高漲、九合一選局之後的政局，以及2016年民進黨即將邁向執政之路的現實背景之中。
進一步觀察，習的調性軟中帶硬，由於是在政協此一「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運作平台發言，統戰性質不言而喻，因此迥異去年「一國兩制」的強硬發言，更加著墨於「中國夢」與「和平發展」的感性訴求，才有「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兩岸同胞謀福謀福利」與「攜手實現民族復興」的兩岸關係未來。
其次，前述的軟訴求的前提仍利基於「堅持共同的政治基礎」，而這個政治基礎即是九二共識，習強烈表示重申「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如果受到破壞，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就會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習的談話透露了重要的政治訊息：蔡英文的「建設性模糊」的論述，以及「由下而上」與「以地方交流」為主的兩岸經濟社會交流模式並未得到北京的認同。
最後，北京已正視民進黨執政的可能，否則不會提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交往的基礎和條件...只要做到這一點，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不會存障礙」。發言關鍵在於北京認為現階段的民共交流「存在障礙」，但不希望民進黨執政之後「仍有障礙」；此外，國共合作似已面臨破產邊緣，因此「任何政黨」認同九二共識都可以與之交流合作。與2000年陳水扁當選之後的「聽其言，觀其行」的被動作為相較，習選擇的是先發制人或預防性外交的作為，試圖影響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調整。
「四個全面」與「四個堅定不移」可被視為習近平路線的基本輪廓，除體現其個人的強烈意志，積極為十九大政治報告的意識形態內容預作準備外，恐也突顯現階段中國政經改革與兩岸關係的存在的若干問題。
（民進黨前中國事務部副主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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