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錦俊／副研究員

亞投行（ＡＩＩＢ）和世銀一樣，都在以低利貸款、技術性協助等工具扶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先進國家（如德國、澳洲、英國等）希望藉由參與亞投行治理制度建立，確保亞投行為多邊決策、透明、課責，不受任何單方控制。美國亦要求英國協助確保亞投行的治理機制透明。較落後國家（如馬來西亞）則期待亞投行應具包容性，能平衡地重視永續及平等的經濟發展。相對地，財長張盛和強調亞投行具有兩岸（一帶一路十年八兆美元商機）及區域經貿利益，對亞投行透明性等治理問題則草率回應，充分顯示我國決策高層不理解台灣如何在此一亞投行治理機制爭端中，發揮可能影響力。

 財政部長張盛和。（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由世銀經驗談亞投行治理之爭

張盛和口中工程標案滿是油水的亞投行，若非認為我國工程相關業者競爭力一流，便是期待中國的「照顧」而非自由競爭。和張盛和類似的，還有大選當前的英國財政大臣Osborne，他對於為何不顧堅實盟友美國的反對而加入亞投行，公開提出了決策理由，包括促進英中兩國經濟往來、鼓勵中國於英國投資核電廠（數百億英鎊），以及中國承諾於倫敦成立亞洲以外的首個人民幣結算中心，說得很直白，但Osborne主要是扣合英國保守黨引入私有資金進行英國基礎建設，降低納稅人負擔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思維，而非標案工程相關利益。美國政府觀點則截然不同，據華郵報導，美國疑慮中國藉由控制亞投行將工程標案合約由國營企業分食，也就是藉由不公平競爭來取得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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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要國家對亞投行治理機制的關注焦點在於確保多邊決策，國際媒體報導，西方國家正針對資助對象、標案之決定程序等與中國進行協商，以防止中國對亞投行決策的直接干預。事實上，美國對於世銀的影響力並不僅在於其一成七的投票權比例，而在於其所界定的市場自由競爭之治理運作機制與理念，世銀對於受資助計畫的篩選、投標廠商的選定、顧問的聘任、受資助國家的義務，都有公開透明的機制。而這些看似客觀、專業、中立的治理運作機制，在美國的軟實力下也深受美國價值之影響，世銀多數的經濟學家曾在美國接受經濟學教育，服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世銀下各國經濟學家常採取新自由主義式的社會經濟政策，並藉由貸款中止等手段，強迫受資助開發中國家停止水電、農作補貼、去除進口障礙、民營化等，這種不考慮開發中國家社經脈絡，而以自由化、私有化為教條的治理價值，讓美國得以藉由市場開放從中取得經濟利益。當各國精英接受自由貿易及自由資本流動符合各方利益，它就能夠不露痕跡地維護美國利益。

而那些受資助的開發中國家，則為世銀資金付出慘痛代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銀前任首席經濟學家Stiglitz便發表大量論著，抨擊世銀不顧開發中國家人民死活的錯誤政策。Stiglitz針對台灣、中國等東亞國家政府對市場的積極介入角色的成功發展路徑進行深入分析，認為自由化及私有化本身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本身，焦點應擺在各國競爭政策的個別脈絡，並認為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常帶來無效率，盲目的自由化會傷害社會經濟的長期穩定。連世銀的獨立評估小組（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研究也發現，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借款國在一九九五至二○○五年間經濟持續成長，更多比例的國家陷入經濟動盪與貧窮。

作為一個資本管制國家和高度市場干預的經濟體、關係政治與市場利益糾結的中國，究竟有無能力及影響力能推出公平透明、反應自己治理價值的亞投行運行治理理念，仍在未定之天。但台灣作為一個藉由政府市場干預而成功發展的國家，一方面應思考能夠在亞投行的治理運作機制中回饋自身的治理經驗，以不同於世銀模式來協助開發中國家善盡國際義務並發揮影響力。另方面也應由這場治理機制之爭中反省，當我國政府近年一再無策略性地追逐自由化、私有化政策，不受約制的市場力量對社會經濟長遠發展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並進行政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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