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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臻嫺／台南地院法官
立委日前提案修正刑訴法，欲增訂「犯罪被害人參加訴訟制度」，讓特定重大暴力或性犯罪之被害人（包括遺屬或最近親屬），得主動聲明參加刑事訴訟程序，並可行使等同於公訴檢察官、或自訴人般的所有訴訟權限。立委並以鄭捷案為例，引受害家屬所說「這件案子，從頭到尾在最後一天，法官才問我們有什麼要講」，可見受害家屬對審判程序十分擔憂，「如讓被害人參與訴訟，對判決結果也較能接受」。
其實，引進「犯罪被害人參加訴訟制度」倡議多時，尤其，保護被害人權利、提升其保障及地位的理念甚好，何以躊躇？畢竟，我國刑事訴訟法，常被戲稱為是只保護壞人的法律，身為刑庭法官，也頗感無奈。如能在「特定的重大暴力案件」引進犯罪被害人參加制度，使其能藉由主動全程參與訴訟程序，將心力專注於法庭的證據攻防、法律爭辯及量刑事項的對決上，而非如同過去，被害人因無從介入案件進行，對訴訟結果亦無甚影響力，只能將心中抑鬱往媒體投訴，將原先對犯罪加害人的憎恨，轉變成對司法的不滿，反易激化成社會力量的逆襲，如可建立起有制度的訴訟參加程序，讓大眾犯罪的被害人可回到法庭，扮演適切角色，發揮該有影響力，對提升司法制度公信，應有相當意義。
然憂心者卻認此制將對傳統的刑事訴訟構造，造成重大衝擊。因目前刑事訴訟制度，站在被告及辯護人對立方的，只有檢察官，「或者」自訴人及其代理人，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權限是對等的。如在檢察官之外，控方再加上訴訟參加人及其代理人，則訴訟構造是否會向控方偏移而失衡？被告受有無罪推定的權利是否會受到侵犯、辯護權是否會受到壓迫？訴訟參加人在能與檢察官行使重疊的訴訟權利時，遇到衝突時，應如何解決？檢察官舉證責任有無減輕？法庭的訴訟指揮又應如何？
被害者參加訴訟 修法要更精緻
凡此疑慮，均非簡單。然研讀此次之修正草案，除簡略規定得聲請訴訟參加的當事人之適格，及詳細列舉各種訴訟權限外，對於前揭疑慮，如在被害人聲明訴訟參加後，法院應否以裁定為准駁？參加後可否退出？對於少數復仇情緒過激的參加人，對被告防禦權產生壓迫、或與檢察官權限行使發生衝突時，法庭應如何訴訟指揮等基本問題，均未置一詞。是有意省略？或單純闕漏？畢竟，有識者均知「被害者訴訟參加」並無理念之爭，但實際操作上可能引發的問題甚多，故縱使在法治先進國家，真正引進者，亦非多見。
德國在一九七○年代已由白環組織興起被害者運動，至一九八六年始建立起訴訟被害人參加制度，德國刑事訴訟法就訴訟參加人的進場及出場均明文規定。譬如，被害人欲參加訴訟需先向法院提出書面聲明，法院需先聽取檢察機關的意見後，以裁定決定是否認可，訴訟參加人可隨時撤回，若其死亡亦會導致訴訟參加聲明失其效力，此後，案件處理又完全歸檢方，但撤回參加後，仍得再次參加聲明等等。
近二十年後，日本歷經法界辯論及政治角力，二○○七年始修法通過「被害者參加訴訟制度」，除亦規定特定犯罪的被害者得聲明參加刑事訴訟，須先向檢察官提出，檢察官應附加意見，將此聲請通知法院，法院如認為其參加「有相當理由時」，應裁定允許被害者或其代理人參加訴訟。甚至法院如認為參加人以不出席為適當時，得禁止參加人全部或一部於審理期日之出席，被害者參加人或其代理人，關於該被告事件依據刑事訴訟法檢察官得行使之權限，對於檢察官得陳述自己意見，檢察官於必要之限度內，對於陳述意見的參加人，應說明該權限行使或不行使之理由等等。
觀察德、日法制中這些看似囉唆、繁複、但思考深遠、精緻周到的法律規範，會很敬佩他們立法技術的專業與精良，他們不會只在立法理由中夸談正義，卻在條文中迴避解決衝突的細節規劃，值得我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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