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憲法是個重要且「有趣」的文本，即使是正當性破碎、內容混亂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增修條文，也有許多值得好好「研讀」的條文。

例如增修條文授與總統決定的「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就是個怪物。為什麼怪？很簡單，「國安大政方針」可能是個人云亦云，卻從來就不曾真正存在的鬼魅。這個結束動員戡亂體制之後就寫入增修條文的國安大政方針權，理論上是總統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三位總統都應該使用過，但是這些總統從來沒有「公布」過國安大政方針。是因為不該或不宜公布嗎？然而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是可以要求總統在發表國情報告時說明其國安大政方針，所以此方針是可以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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醞釀兩年多的亞投行，總統早就該在國安大政方針中說明其基本態度與推動方式，而不是一個晚上匆促決定。（資料照，記者陳志曲攝）

其現實意義為何？例如醞釀兩年多的亞投行，總統早就該在國安大政方針中說明其基本態度與推動方式，而不是一個晚上匆促決定。更徹底的「體制化」要求則是，應該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中把「國安大政方針」列為最優先的前提條件。也就是唯有總統已經預先在國安大政方針中提出過的協議構想，陸委會才能啟動相關程序。

老實說，根本應該徹底廢除這項威權遺緒，代之以更清晰明確的「總統職權」。可惜短期內無法變動，因此未來只能透過法律來使其公開化與可問責化。

這就回到了當前憲改問題的焦點。如果三一八佔領國會運動有帶給憲改運動什麼重大啟示與方向，國會對總統權力暴衝的節制與監督，絕對是重點項目之一。從運動前到出關後，資訊公開透明、國會實質審查，以及「先立法」再審查，都是最核心的主張。馬總統陰謀未遂的，也是鬥爭國會議長。因此不論我們是否覺得國會品質不佳，民主國家最常態的制衡機制，就只能是國會。當前兩大黨互有往來的體制爭議點，其實也都聚焦在國會與總統、內閣的關係。

暫時拋開體制類型之爭，對此我建議可以用一種「馬英九測試」來初步檢驗一下各種修憲主張。什麼是馬英九測試？就是假設在馬英九執政期間，若有「某種」制度，是否可以防止馬的暴衝。為什麼是馬呢？因為二○○八年起，國會才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且國會與總統選舉都在同一年，因此是個相對清楚的經驗對照組。

很顯然，單單僅是「閣揆同意權」是沒有用的。因為國民黨穩定過半席次下，所有閣揆一定都會被國會同意，甚至包括毛治國。即使是江內閣也歷經倒閣而存續。也就是國會有閣揆同意權，這一切暴衝與混亂仍照舊發生。

那民進黨方面的主張呢？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力，馬英九是一定不會使用的。因為國民黨自己穩定多數，何必為了對付王院長一人來解散國會。閣揆的「主動交付信任投票」權呢？也一樣，能在「倒閣案」存續，大概也一定能通過這個自己發動的信任投票案（沒把握，何必發動）。

那麼有何出路呢？有趣的是，也許「聯立制」的選制會是個基本藥方。如果採用徹底的聯立制，國民黨在二○一二年根本不會有過半席次，如果再配上閣揆同意權或倒閣都可發揮制衡性。最重要的是，總統「自始至終」都必須與國會各種力量協商，無法暴衝，最多就是坐飛機在國外迷航自爽。

當然，這僅是針對「防止暴衝」來談。如果大家要相信下一次會選出「英明」總統，用一次投票就豪賭全盤，那當然可以繼續使用現在的體制。若從學術角度來看，則沒有這種信任問題，因為對權力的「不信任」才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用「理性選擇論」來分析，要以「最佳之最劣」原則，也就是「在最壞狀況下，也不至於非常糟糕到無以回復」來設計制度，那麼排斥內閣制之餘，美國總統制當中的許多制衡，包括期中選舉、國會人事權、調查權、預算權、撥款權等，都是應該認真考慮引進的改革。

民進黨面對氣虛國民黨提出的正確方向，更不需要氣急敗壞、急著反制。（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民進黨不須氣急敗壞

雖然不免政黨算計，但是國民黨敢喊出內閣制方向，仍值得肯定。另一方面，民進黨面對氣虛國民黨提出的正確方向，更不需要氣急敗壞、急著反制。修憲是整體憲改、國家改造與第二次民主化工程的一環，更是面對威權崛起中國的生存要件，因此憲改過程，是改革之「政治領導權」的自我證明契機。這一窗口結合著自然獨、重分配、反權貴等要素，國民黨人物目前很難佔有這個領導位置，但是民進黨政治領袖亦可能因為被動消極眼界不夠而砸掉這個大好契機，讓台灣民主陷入長久迷惘，甚至轉往民粹之新開明專制。人民或許不太懂憲政法理，但是集體智慧形成的「歷史狡獪」卻隨時準備懲罰疏懶的享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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