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國文課綱論戰。（資料照）

林家成／信義書局社長

這一陣子，國內對中學國文課綱文白比例鬧得沸沸揚揚，已經是統獨、意識形態之爭了，連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也來軋一腳。我不是語文工作者─既非作家，也不是國語文教學工作者，本來想做壁上觀，卻總覺得這一次論戰已失去焦點了。

第一個失焦的是文白之爭：

從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革芻議〉提出八不主義，一百年來，造成一個錯誤的觀念，普遍以為民國之前的文章都是文言文，五四以後提倡白話文的作家寫的才是白話文。然而大家都忽略了一點：胡適提倡白話文，但是他讀的古文比你我都還要多，所以才能寫出《中國哲學史大綱》。

事實上，古文不全是文言文，嚴格講起來，可以稱之為文言文的應局限在駢體文、策論、疏、表、祭文⋯⋯等，尤其駢體文用典講究、辭藻華麗、對偶工整、平仄相對。就如我們所熟知的唐朝李白，他的五言絕句〈靜夜思〉基本上是白話的，但是他的〈春夜宴桃李園序〉則是文言的駢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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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四十幾年前出獄復出後出版《獨白下的傳統》時，自擬廣告辭「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這個廣告辭也在告訴大家：白話文不是民國以後才有的，上溯漢魏六朝的筆記小說，到隋唐的傳奇，宋朝的平話，以至於元明清的章回小說，何嘗不是白話文學作品。

幾年後李敖又補充道：「我還沒有誇張到說二千年來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李敖的謙詞應是有所本，也許李敖認為二千年來白話文寫得最好的是司馬遷，因為他的《史記》並不像論說文、駢賦文謅謅的，而是用當時的口語─也就是白話文來書寫的，開啟了後世散文之先河。或許有人會質疑：史記裡有很多用辭是我們現代人所不懂、不用的，但這也不能將之概括為文言文。

不管任何語言都有它的延續性與時空性，就拿《詩經》裡的「宜室宜家」、「喬遷」來說是三代時期的用語，我們今天仍在使用，這就是延續性；又如男人外遇的對象，在台灣謂之「小三」，在現代中國謂之「二奶」，以前台灣鄉下人謂之「夥計」，清末民初謂之「小星」、「如夫人」，這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差異。因此，朱自清認為只要上口，則引用文言或成語或文言字詞都不致破壞白話文的純粹。

第二個失焦的是落入意識形態之爭：

不管支持或反對「文言文」的任何一方，都掉入意識形態之爭，尤其具有台灣意識的論者常將文言文歸納為「中國文化」加以排斥。實際上，不管稱之為「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都是在窄化文化的意義。基本上，我們今天所通用的語言應稱為「漢語文」，日本曾有一段時間排斥使用漢字，後來發現漢字在很多地方比假名好用，近年再公布增加漢字的使用，而韓國與越南則完全排除漢字的使用，造成世代不可彌補的文化斷層。漢語文或漢文化目前仍是世界語文、資訊的重要媒介，台灣做為漢語文化圈的一環，尤其是目前世界上純粹使用正統漢字的地區，更不能自外於漢語文的角色，因此不能自絕於漢語文的學習。

第三個失焦的是國語文教學的心態：

近三十年來，台灣的國語文教師大抵來自師範體系的中文系。中學生的國語文教育本就應著重在字義與語意的理解，如何讀懂文章，及如何作文表達自己的思想。可是我們的國文老師卻不做這麼想，總是處心積慮的要把每一個高中生當「中文系先修班」來教。

不論任何語言，「修辭學」都是比較專業的語文理論，一般都是在大學語文學系才會教，可是這幾年來，不管「學測」或「基測」，有關修辭學的考題屢見不鮮，導致老師在平常考試中就不斷以修辭學方面的考題考學生，甚至強調「我不教你們、考你們這方面的題目，將來你們會罵我！」如果這是針對精英教育還講得過去，但對一般高中生而言，只需要加強字義、語意即足夠了。有多少高中生每遇到修辭學的考題便充滿挫折，以致連國語文的學習都覺得無趣而想放棄，如此一來只是揠苗助長！這是不是因為台灣的師範體系出了一位兩岸知名的修辭學大師的緣故。

語文的教育是為了要降低文盲，提昇國力，讓莘莘學子即使離開學校仍然能靠閱讀充實自己、表達自己。如果我們連自己的語文都不能充分理解和運用，如何談提昇國力呢？這才是我們應該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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