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會委員洪財隆。（資料照）

〔記者廖千瑩／台北報導〕根據公平會委員洪財隆的不同意見書，內容直指高通案處分過程的三大缺失，以及處分理由的兩大疑點。其中處分過程三大缺失，包括部分委員的審閱權及審議權在本案中受到限制、未曾針對本案舉辦過任何一場聽證、公聽或座談會，且高通在十月十一日委員會議之前，已正式提出行政和解要約，准駁與否按理應正式提交委員會議審議，但部分委員卻是最後才被告知。

洪財隆的不同意見書內容直指，高通案卷宗資料超過四十箱，研析意見、附件與擬處分書稿合計超過兩千頁，應給所有委員充分且公平的審閱期；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除了主委、副主委及兩位承審委員早已接觸案情外，十月十一日要開委員會議，卻有三位委員直到九月六日才第一次看到高通案相關資料，還被限制閱覽的時間，雖然多次表達太過倉促，仍以表決方式通過。

他還質疑，本案產業生態複雜、利害關係人眾多（含業界甚至政府其他部會），除了智慧手機與無線通訊等技術領域外，有關技術標準專利與競爭法間的競合關係，更是相當新穎且極具爭議（頗多灰色地帶），調查與審議過程按理更是需要多方參與並集思廣益；但此案直至審議終了，卻未曾舉辦過任何一場聽證、公聽或座談會。

裁罰違背合理原則

不顧產業發展脈絡

他還點出處分理由的兩大疑點，包括排除「合理原則」與「去脈絡化」。以合理原則為例，公平會在論斷高通是否濫用獨占地位時，應考慮公平法立法原旨，引入合理原則作為判斷依據，但不能排除合理原則，指控高通就是違法，且高通的全球專利授權商業模式需要更多分析佐證，但這方面分析卻付之闕如。

至於去脈絡化。不同意見書也指出，針對高通全球商業模式的抽象指控，台灣公平會是站在全球角度來看高通違法行為，卻沒有顧及台灣產業發展的脈絡與後果。

他的結論強調，包括台灣的手機、通訊與半導體等相關產業在內，涵蓋上中下游不少廠商，和高通的商業關係堪稱錯綜複雜，既有市場競爭，也有技術轉移與合作，一刀切式的裁罰與改正措施，恐無法真正切合台灣產業的需要。特別是考慮到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與佈局等因素，本案仍應以和解談判作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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