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經濟的第一步是什麼？絕不是任何單一政策的修正，即可迎刃而解。若要治本，新閣先得把經濟政策產出的流程，同步進行體制性改革才行。（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記者鄒景雯／特稿

賴內閣今天交接上任，新院長同意「拚經濟」是其組閣後的當前要務，振興經濟的第一步是什麼？絕不是任何單一政策的修正，即可迎刃而解。若要治本，新閣先得把經濟政策產出的流程，同步進行體制性改革才行。這個環節如果不能校正好，再怎麼拚，恐怕都會白拚！

只要把政府日常的政策形成過程走過一遍，就知道問題大矣，這不是一個拚經濟的架構。因此，這是一個真正需要重新打基礎的工作。

現況，非始於今日，卻因行之久遠，而根深蒂固。首先，財經相關部會的文官，很久以來已經不再具有政策研究的能量，導因於政府把大量的研究方案委外進行，中經院等智庫即為最大宗。這些外圍智庫為了爭取標案、維持生存，經常被質疑客觀中立性不足，往往形成上面先射箭，智庫再來畫靶的決策倒置。馬政府如此（例如ＥＣＦＡ），蔡政府並未倖免（例如新南向）。

以鄰近的日本為例，他們則不然。各省（部會）都設置有自己的內部智庫，直接影響政府政策的形成與內容，同時，為了避免官方智庫的成員有本位傾向，他們會以比照閣員的方式，延攬東大、早稻田大學等外部學者支援研究，來多元政策分析的視角，以規劃出較為周延的方案。

台灣的政府能不能提高政策研究的主導性，降低高考進入政府的文官竟淪為轉手發包中心的比例，之所以是拚經濟的必要，在於這是一個最起碼前提，讓國民信賴：政府真的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其所產生的方案確實可以對症下藥？否則，拚經濟是民間各產業的集體結果，跟政府有什麼關係？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投資、開發所涉及的委員會。台灣是由官僚與學者專家組成，這與日本也有很大的分野，日本的委員會也邀請學者擔任委員，但是這些學者必須辭職，專職投入，以示負責。同時，在委員會進行中，學者可以充分表示意見，最後則是由官僚來做決定，政府負一切責任。

反觀台灣，官僚經常不願意承擔，一次出席費區區約二千元請來的學者，屬於兼差性質，願意花時間投入者，許多具有宗教精神，然往往以絕對主義堅持一寸不讓；也有不少不禁誘惑、收受賄賂者，不時躍上媒體，不僅決策品質令人無法恭維，審議時間更是長達數年的拖延，曾經引起林全前院長幾度公開喊話，但實際效果，外界並無深刻感受。如果這種鼓勵官員推諉卸責的制度不變革，如何侈言拚經濟？

當然，問題不僅僅是這二者，但是，這兩個問題如果能破解，拚經濟就有門可入，有道可行，絕對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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