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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王丹專欄】我們是五千個人
〔王丹／自由副刊〕在「六四」三十週年到來之際，很多人用文字，用照片，重新喚醒歷史記憶。最動人的場景之一，應當是在當年那場激情昂揚的民主運動的最後一夜，6月3日的深夜，幾千名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在無盡的黑暗中面對軍隊的刺刀和呼嘯的子彈。次日清晨，疲憊不堪的隊伍撤出廣場，他們相互攙扶，走過已經被死難者的血塗染過的長安街上，雖然聲音沙啞，但仍然唱歌相互鼓勵。那一幕，會永遠地銘刻在歷史上。
王丹。（王丹提供）
而今天，我要講述的，不是發生在中國的那一幕，而是驚人地相似的一幕。這一幕，發生在拉丁美洲，發生在智利。
維克多．哈拉（Victor Jarra，1932-1973）是智利著名的左翼歌手和導演，出身貧窮的他，一生致力於把自己的藝術才華奉獻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1970年代，是拉丁美洲尋求自主，反對殖民主義的火熱年代，維克多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革命的浪潮。他曾經說過：「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他所致力於追求的社會主義，當然後來已經被證明是烏托邦，但是他的追求背後表現出來的對自由的熱愛和堅持，在我看來，與革命無關，而是代表著一種理想主義，一種與1989年中國的學生一樣的理想主義。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政變，正準備去國立技術大學進行表演的維克多，在廣播中得知了左翼總統阿連德被刺殺的消息。做為左翼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深知此時出門的危險，但是他選擇在這樣的危難時刻，與民眾站在一起。冒著危險到了大學後，果然，軍隊和坦克把學校團團包圍，大批的學生和教授並沒有逃跑，而是相互依偎，勇敢地面對即將開始的鎮壓。維克多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心。在寒冷的風中，在漆黑的夜裡，維克多唱了一首又一首激動人心的民歌，所有的師生們擊掌相和，歌聲給大家帶來了溫暖，和勇氣。
第二天一早，政變軍隊的坦克攻進校園，師生們被驅趕進入智利體育場集結。維克多被一名軍官認出而被抓走，等他回來的時候，已經是遍體鱗傷。按照當時在場的人的回憶：維克多回來後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向周圍關切的人要了紙和筆，寫下了他做為一個歌手的最後一首歌：〈我們是五千個人〉。因為擔心他的這首歌被沒收，他寫一句，圍坐在他身邊的人就大聲背誦一句，大家的心願就是，要把這首歌牢牢地背下來，只要有一個倖存者，就要讓這首歌流傳出去。維克多在歌中寫道：「我們是五千個人／在這座城市的這一小塊地方／在整個國家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城市裡／將有多少人遭受著同樣的命運？僅僅在這裡／就有一萬隻手／它們曾播下種子／它們曾讓工廠運行／當我不得不訴說恐怖時／歌啊，你讓我唱得多麼艱難！」這首歌沒有寫完，維克多就又被抓走了。政變後的第六天，人們發現了維克多的屍體，他那年，只有四十歲。
曾經經歷過1989年那一幕的我，看到1973年在智利的這一幕，怎能不熱淚盈眶呢？場景不同，訴求不同，人物不同，年代不同，但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還是有這麼多的相同：為了理想不怕犧牲的勇敢，這種勇敢面對的鎮壓與黑暗，歷史的記憶在殘酷的壓力下頑強地生長，以及那些死去了的人，獲得的永遠的尊敬。歷史，難道不就是這樣一筆筆地寫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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