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士博
藏書界的竹野內豐（黃震南）曾經做過一份表格，裡面將文青分成很多類型，其中，喜歡到後門咖啡（已歇業）、讀《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人被他歸類在「鄉土文青」一類，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人要有根、土也可以很有品味。不過，如果讓我用來定義史明（施朝暉1918-2019）先生的話，那麼竹野先生列的條件可能還不太夠用，因為年輕時一邊著迷曲盤（唱片）、流連溫柔鄉，卻又可以一邊參加秘密讀書會、醉心社會主義、一心想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史明，說起來，可能更貼近於「革命文青」吧！
用「革命文青」來為史明歐吉桑的一生做總結，可能是最好的形容詞了。如果你回頭「爬文」整個台灣近代史，可能還真的找不到有誰能夠像他一樣，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卻選擇一條意外崎嶇、艱難的道路。他曾經為了買曲盤與書，不惜將冬天用的厚棉被拿去典當；後來再因為素樸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嚮往，而將大學所有日記、書信全部燒毀，改名換姓，成為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潛伏在汪精衛政府的「線民」、一個微小卻關鍵的「細胞」。
總被暱稱為「歐吉桑」的史明，出現在人前多穿著牛仔外套與牛仔褲，內裡搭配簡單的Ｔ恤，不穿西裝、不打領帶的他，從穿著就實踐擁抱勞苦大眾的思想。（前衛出版社提供）
如果你跟我一樣與歐吉桑有多一點接觸，你應該不會反對「歐吉桑的革命，是他一輩子的青春期」這樣的形容。我常常笑他：哪有人像你一樣，這輩子「偷跑」了那麼多次！高等學校還沒畢業的他，為了逃避母親希望他當醫生的期待，選擇「偷跑」到日本，報考早稻田大學；戰爭結束以後，又選擇前往華北解放區，在親眼見證土地改革等慘絕人寰的悲劇以後，才再一次地「偷跑」回到台灣。
這個不安於室的「浪蕩子」，1949年回到台灣時，還帶了日籍女友平賀協子，儘管母親並不滿意，但至少回到家。沒想到當母親因病過世以後，歐吉桑想要刺殺蔣介石的念頭由暗化明，也成為他再一次「偷渡」到日本的主要原因。
逃亡與追求，亡命者與革命者，其實都是一體的兩面。歐吉桑1952年到1993年間曾3次偷渡回到台灣，利用的應該都是「琉球-釣魚台-宜蘭」的地下航線，當他說每一次都在一片汪洋中狹小船艙與??迌人、漁民、走私客為伍，甚至可能還得在海礁上停留數日。
我常常想：當時的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曾經問歐吉桑：那些年他待在東京池袋新珍味炒大麵時的感受，他說：「炒大麵也是革命。我就是這樣對自己說。」這位一心想要革命的歐吉桑，就是在一間僅僅只有9坪大的店面，一手煮麵、一手寫稿。另外，在到現場聽貓王演唱會以外，居然還在麵店頂樓測試引爆定時炸彈。
史明在日本一手煮麵，還一手寫作。（前衛出版社提供）
日本新珍味餐廳樓頂，曾是史明測試炸彈的地方。（前衛出版社提供）
說他是革命文青，恐怕沒有人可以否認吧！
只是，這一位罕見少有的革命文青，究竟是怎麼養成的呢？
許維德曾經在〈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中注意到青年史明的兩種意識，他認為：歐吉桑受到阿嬤施邱氏桂與父親林濟川的啟發，產生素樸的「反差異人本主義／普遍主義」思想。事實上，母親與阿嬤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包括《三字經》、《千字文》，或者是廟口的講古、十五普度、十四放水燈等民俗節日，一直是歐吉桑非常珍惜的部分。
歐吉桑寫過一本小書《我的故鄉八芝蘭—士林》，把他所知道的民俗節慶完整記錄下來，我也看過他與獨立台灣會同志們普度殺豬公的照片，後來還經常受邀參與清明包潤餅、冬至搓湯圓等活動──你曾經自己動手磨過花生粉嗎？按照正統「史明流」來包潤餅的話，就是得用酒瓶與竹篩子、一顆一顆將花生磨成粉，再包進潤餅裡面，而我也就只試過那麼一次，便充分體會到革命文青的生活原來是那麼「樸實無華」。
另一方面，歐吉桑的爸爸林濟川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同志們，則為少年史明帶來了西洋文明的啟蒙認知，讓歐吉桑從小就意識到自己做為國籍地位不明的「第三國人」的身分認知。我還記得：當歐吉桑提到林獻堂時，還說他得尊稱林獻堂為「伯公太」；每次媽媽帶他到蔣渭水的大安醫院時，也總會有人抱他、哄他、拿糖果給他吃。
有趣的是，做為「文協之子」的史明，在事隔幾十年以後想到與高中同學打架的往事，還是忿忿不平。責怪的不是插隊的日籍同學，而是在旁邊充當和事老，要他不要興事的台灣學生。歐吉桑說：「我認為當時的我不是興事，而是因為我受到我阿爸他們那群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的影響，很早就有了『我們台灣人是第三國人』的意識，也因為讀了一些像《改造》、《中央公論》的雜誌，知道什麼是民主、平等，雖然當時還不能夠被稱作是概念，但隱隱然形成一種情感，我經常會想：『如果你是一個人，那我也是一個人。雖然我是第三國人，但我跟你日本人一樣也是一個人。』」
抱持著素樸正義感的史明歐吉桑，在「偷渡」到日本、錄取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以後，因為得到俄國、法國等文學作品與馬克思主義的灌溉，強化原本擁有的理想性格，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具備主體性的「人」。
歐吉桑說，他在日本求學期間，除了學習物理、化學外，最重要的就是哲學、心理學、歷史，以及政治概論、經濟概論等科目；至於文學、社會學、天文學、日記、遊記、書信集等書籍，也都在他的閱讀範疇。除此之外，他也開始養成收集古典音樂（曲盤）的習慣。
史明年輕時著迷曲盤。（記者潘少棠攝）
這些資源不僅打開了青年史明的知識視野，甚至他也認真地融入日本社會，透過閱讀、音樂、美術、茶道等，成為一位豐厚、完整的人；禁書與秘密讀書會則讓他蛻變成一位有意識、良知與血性的馬克思男孩（マルクス・ボーイ）。
1942年史明在大學畢業以後前往中國，表面上在汪精衛政府中任職，其實卻是中國共產黨情報組織的「細胞」下線。他在上海、蘇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套取軍事消息，進而在戰爭結束以後，毅然深入華北解放區，終至鎩羽而歸。歐吉桑在想起1949年回到台灣的心情時，其實是非常失望的。
他說：「我的生活表面上看起來悠閒自在，但總覺得自己是個無用的人。身為長子，卻成天白吃白喝，對前途也感到茫然，每天早上起來，總是垂頭喪氣，內心事實上並不如意。不過我的意志倒是沒有消頹下去，我一直認為我做的事情光明磊落，只是對家人難免感到不好意思。」
理想崩毀，行動挫折，不僅讓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迷思因而幻滅，更興起了重新閱讀、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念頭。另一方面，在決心進行武裝抗暴、刺殺蔣介石的同時，史明「拾回」了台灣，萌發了認識與書寫台灣的意識。
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就曾在口述中提及，戰後他與史明歐吉桑重逢，知道他想要寫一本與台灣歷史有關的書。歐吉桑逃亡以後，他還去歐吉桑的書房想找回借他的書，就怕被特務搜查到而受株連。
換言之，1949年這一趟返航，也就成為青年史明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回歸。
葉治平老師曾經指出：「史明先生以『人』做為思考的起點，他對文學與藝術的教養，則豐潤了他對人性自由發展的思考。從這個觀點來認識史明先生，才能看到他思想理念更深的一層。」於是，當挫敗的人道主義者回到原鄉，開始思索島嶼的過去與命運之際，一位民族主義者的原型也就自此浮現。
台獨大老史明在「台灣獨立鐘」上刻上名字。（記者張嘉明攝）
當史明在1950年前後決定開始撰寫台灣史，他關心的也就不再只有台灣的未來，也包括了島嶼的過去。是創造，也是復原；是復古，亦是開新，是民族主義當中所謂「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重新定義。
吳叡人形容史明1962年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存在著「一種缺乏累積，必須從頭開始的，艱辛的，苦鬥的，而且是幾近於掙扎的認同建構嘗試」。然而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即便是最真誠的民族主義者，一開始也不確知民族真正的內涵與價值。他們需要時間、需要經驗、需要實踐，然後發現，最終才能在某一次的認同選擇後堅定不移、終生不悔。
史明著作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記者廖振輝攝）
也許大家都還記得，歐吉桑後來常常在演講當中提到：「歷史是一條河。」他喜歡從遙遠的源頭開始鋪陳，終至成為一個廣大的脈絡。這樣的敘事也許讓人難以忍受，卻是史明在歷經生命重大挫折之後，得到的珍貴啟示。
──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能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發起人藍士博。（記者陳志曲攝）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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