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導演傅榆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張嘉明攝）

◎楊堯茹

台北民生社區的舊公寓裡，初春暖陽從維多莉亞式窗台灑進工作室，金馬新科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導演傅榆拿著中溫奶出來迎接我們，「你好，我是傅榆。」桌上還放著剛吃完的蛋餅盒，樸實得像我們不小心踏進了大學研究室，和在金馬獎領獎台上登高一呼的傅榆形成了高反差。不過，談到那夜排山倒海的批評，她堅定地說：「我能承擔。」

美國作家Joan Didion說，自重 （self-respect）生於純真（innocence）的消逝，而純真的消逝，Didion定義為「面對因果關係的自覺」，意指意識到任何事物成敗都有其因果，不會因為特定人事而總是理所當然、水到渠成，她解釋，自重的人對自身的言行舉止、是非對錯有所承擔的堅毅。傅榆就有這樣的堅毅，台上一句「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不僅找回了她記錄太陽花學運的初心，更打破了當年走出立院的困惑與無力，面對隨之而來的語言霸凌，傅榆輕描淡寫但卻有力地說：「我願意當那些負面情緒的出口，避免再擴大傷害、影響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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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on若認識傅榆，定然會認同傅榆就是她筆下「有個性的人」、「自重的⼈」，讓看起來像大學同學的鄰家女孩，有如此的勇氣與爆發力，用鏡頭說出台灣的困境。為什麼要有這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這位台灣女兒只輕輕地說：「這是我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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