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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秉泓
第55屆金馬獎揭曉後，全民熱議的焦點不是台灣留下幾座獎或中國又抱走幾項大獎，也不是在陸片配額制度之下台灣人還能看到幾部優質中國片，而是獲得最佳紀錄片獎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得獎感言。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傅榆就像是笑國王新衣的那個小孩，用毫無包裝矯飾的直白語彙，戳破了金馬獎自1996年將大陸片首度納入競賽（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席捲最佳影片、導演等六項大獎），耕耘二十餘年致力打造成為華語片最高殿堂的「幻象」。所謂的華語片最高殿堂，應該是海納台港中澳星馬與其他海外華人創作且相互尊重的，一旦這個前提無法達成共識，其他一切便是枉然。
事實上，中國對台灣各種形式的文攻武嚇始終存在，從來不會因一句「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而煙消雲散。例如去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囚》導演馬莉在領獎時自稱是「等待被清掃的低端人口」，說完對岸直播金馬獎的網絡平台就斷了訊；再往前幾年，被對岸判定題材「親日」的《KANO》獲得多項金馬獎提名，於是《KANO》相關新聞便在中國自動遭到屏蔽；至於十多年前，中國片報名後甚至入圍了才因種種考量而自動、被迫撤片的光景，更是所在多有。
這些年，中國電影無論獨立製作或主旋律大片前仆後繼報名金馬獎，因為他們深信金馬獎的公信力，而金馬獎也從評選方式到創投、電影學院及影展的舉辦，不斷進行自我修正，希冀讓金馬獎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金馬獎之所以可貴，除了做為華語電影的交流大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在立足台灣與放眼全華語電影之間抓到了一個平衡點，沒有被中國電影政策趨勢拉著走，也沒有對各大國際影展照單全收，它自成一個系統，兼顧主流與商業、地域與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屢屢帶來驚喜。
政治無所不在，創作者唯有誠懇面對自己與自己所處的環境，拍出來的東西才會動人並充滿力量。無論未來中國電影如何看待金馬獎，我相信它的高度不會因為這次的風暴而有任何變化。對我來說，只要站上金馬殿堂，無論身分背景，皆有權利自由發言，每個人在此永遠有表態與拒絕表態的自由。這才是金馬獎的核心價值，也是現階段中國無法達到的格局。
（本屆金馬獎初選評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