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花甲原著vs.男孩導演


2018-02-04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羅沛德

把小說改編成電影,本是一件美事,卻因表現重點不同,常導致作家和導演反目,上月剛過世的奇幻文學大師娥蘇拉‧勒瑰恩,在看完宮崎駿之子宮崎吾朗改編她的《地海戰記》後,就曾委婉地說:「這是你的電影,不是我的小說。」

二○一七年,台灣最成功的小說改編案例首推楊富閔的《花甲男孩》,電視劇版《花甲男孩轉大人》收視驚人,更趁熱推出了電影版《花甲大人轉男孩》。兩部影視改編作品的導演都是瞿友寧,楊富閔也參與編劇和對白寫作,他們如何打破改編魔咒,像打桌球一般,乒乒乓乓成就互動佳話呢?

碰上知心導演 楊富閔的老靈魂變幽默了

問:

看到文字心血轉換成影視作品,身為原著有何體會?怎麼與導演瞿友寧溝通?瞿導又怎麼讓富閔接受你的改編?

楊富閔(以下簡稱楊):

過去我創作就是盡情揮灑,想寫多少字就寫多少字,但在參與電視劇編劇後,我開始有集數的概念,也重新結構與訓練自己的寫作技巧。剛開始,我常想自己能貢獻什麼?後來才了解,作者能做的就是將腦袋裡的東西分享出來就好。

當初植劇場有意改編小說時,我就重新回頭再看一遍自己在大學三年級寫下的《花甲男孩》,第一個感覺是,怎麼寫得這麼爛?電視劇大賣後,很多人拿著小說跟我討論,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事後回想,寫作時筆下記錄著很多當時我所關心的事情,這些很私密的細節在跟瞿導初次開會時,發覺瞿導提出的改編看法都直中紅心,他看出小說裡的花甲是個心事重重、感性憂鬱有老靈魂的人,但瞿導另外加入他的創作美感與想法,賦予更多的詼諧喜感,讓老靈魂也展現出幽默的一面,讓花甲更為立體,也因為瞿導的轉譯和豐潤,我找回自己筆下人物被忘記的喜劇特質。

瞿友寧(以下簡稱瞿):

我一直認為創作離不開作者本身,作者筆下的人物總會有個原型,小說雖然採取客觀敘述,卻又到處散發著無厘頭的搞笑氣息,我就驚歎,作者怎麼能夠如此天馬行空?認識富閔後,更確認他果然就是個有點幽默、天真、害羞的人,但又比其他人多了「善感」特質,當然也多了文藝氣質與文學涵養,想想我也曾經是個小文青,所以在創作「花甲」時,就很投射進自己的感受。最有意思的是,當我看著富閔的臉,再對照小說筆下的人物樣貌,就有代入感,拍起戲來就更得心應手了。

「花甲」系列產品關注的核心議題都圍繞著家庭,我的做法是先請所有編劇各抒己見,最後再請富閔做最後把關,畢竟電影還是從花甲出發,如果違背原著精神,片名就不該冠著花甲的名字。另外,富閔的台語超強,掌握非常精練,於是我就請他多增加台語的「口氣」,他新添的俗諺如「父死路途遠,母死路頭斷」,都很能呼應從喜喪大事看家族分合的劇情走向;再加上演員的即席發揮,竟然連國罵,觀眾聽了都大呼過癮,其實那種口頭禪不是粗鄙,而是很有共鳴的一種情緒發洩,我很珍惜這種工作默契,電視拍完就拍電影,就是想延續這種快樂與開心的氣氛。

楊:

電視下檔後再看到電影,我也有一種全部人物又都回來了的感覺,這些人物就像是我的朋友,看到大家再次合作,有種回到家的感覺。

問:

有人將小說改編成影視的過程比喻為導演與作家打乒乓球,你們怎麼合作?或者對決?

瞿:

當初讀小說時,我就已經能從富閔的文字裡感受到他的用心,他用力著墨的,我能明白,至於他用兩句話輕描淡寫就帶過去的,我亦懂得該如何拿捏。《花甲男孩》原本是單篇小說集,還記得第一次開會時,我就推翻了原本框架,不能一集講一篇小說,因為這樣太散、沒有連結,我要求將小說裡的人物濃縮進一個家族,以鄭花甲為核心,帶出這個家族成員的故事,角色雖多,但互動頻繁,就很有台灣家族的氣味。

在改編的過程裡,不論是電視劇或電影,我都很在意富閔的意見,會先問他這樣改,他是否喜歡?如果不喜歡,我寧可捨去,因為既然是改編小說,就要尊重原著作者,不然,當初就別選這部小說,所以《花》的編劇會議,我會希望富閔每場都出席,即使他在美國進修,我也會希望他用視訊的方式參加會議。

如果說導演是媽媽,那原著小說作者就是爸爸,一部改編原著小說的戲劇,當然要爸爸媽媽都愛才可以,再加上我這人的個性是,不喜歡的東西,根本不會想去碰,遇上喜歡的,要我降價也沒問題。

楊:

電視劇播出時,我正在美國做研究,雖然人在海外,也想盡辦法每一集都要追上,因為瞿導的改編實在太神奇,他完全將我的感觸或是想法,用影像的方式完整呈現了出來,我非常喜歡瞿導的改編,因為他好像讀到了我的心。例如我用了很大力氣寫阿嬤為了孫子,跑到學校和老師對罵的故事,交到瞿導手中時,他細膩地呈現阿嬤又強勢又愛護孫子的情感;至於瞿導把《繁星五號》這一篇併成家族成員老四鄭光昇的故事,我看到都腿軟,為什麼瞿導可以將故事改編得這麼好,甚至我認為瞿導的版本更勝原著,就像你所說,導演和作者在改編的過程中,像是彼此在打乒乓球,那我想,我們雙方是打得很合拍。

花甲男孩附身瞿友寧 擴大原著傳奇

問:

富閔是原著,又參與編劇,如何兼顧?電影劇本原本沒有瞿導的名字,最後卻又加上,瞿導在劇本創作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楊:

我會參與編劇開會,一開始像是扮演一個顧問,提供更多背景說明,有時卻也像是審查人,希望劇本很像原著。我是個滿囉嗦的人,開會有時也會講一些自以為很犀利,但大家後來說其實很溫柔的意見。電影版的劇本是和其他編劇與導演的共同創作,我只提供一些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瞿:

我掛名編劇,其實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當初要拍電視劇是王小棣老師的想法,但電視劇拍到第二集時,我就有了何不拍電影的念頭,故事架構也沒有小說文本,全是我從電視經驗中另外想出的全新素材,一旦電影好,我當然光采,萬一有人要罵電影,身兼導演與編劇的我,就要一肩承擔。至於新創的過程中,我就想像富閔的靈魂上了身,把花甲家族的傳奇再擴大處理。

問:

沒有意見不合?沒有爭吵?

楊:

完全沒有。

瞿:

富閔很客氣,對於我們新創的部分,他都說很好,我也會針對迎合市場面的考量,逐一解釋給他聽,他亦都能理解。目前或許是因為他還年輕,日後對於作品改編,他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兄弟象逼人落淚 SARS災難讓家庭團聚

問:

電影版最特殊的是玩起了穿梭,花甲意外穿越回二○○三年,有SARS,還有兄弟象,有恐懼、有感傷,還有美好時光的回眸,為什麼是那一年?

瞿:

回到二○○三年是我的點子,那年職棒開幕戰,兄弟象在最後一局逆轉勝,只要是象迷,一定都不會忘記。後來兄弟球員接連涉賭,不少選手的英雄形象剎那間幻滅了,但球迷加油的口號和動作手勢,還是難忘的回憶,我讓花甲父子騎著機車一路叫喊回家,相信懷舊的球迷和影迷都會有感觸。

對於SARS,更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那年我正在拍攝《薔薇之戀》,一度疫情嚴峻,大家都戴著口罩工作,就怕中鏢,非常恐怖,唯有我們這群拍戲的好像是敢死隊,但我們也因此看到許多荒謬情事,例如原本從早到晚講不上兩句話的家人,因SARS被隔離在家,不得不重新面對彼此。我小時候最喜歡颱風天,因為颱風來襲,全家只能窩在一起,一場災難卻能讓分崩離析的家庭重新團聚,多美妙,又多神奇。

二○○三年雖然有這麼多的不幸與災難,但大家的生活相對單純,依舊相信未來有諸多可能性。所以我想透過電影帶出一個話題:如果你真的可以回到過去,你最想要修補哪些事情?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對話,你想要說些什麼?

問:

《花甲大人轉男孩》趕在春節上檔,過去賀歲片多半走笑鬧路線,你們卻製造不少催淚戲,為什麼?

瞿:

電影還是以歡樂搞笑為主,但即使是賀歲片,也不應只是流於節慶形式,而是想要帶給大家一些體悟和思考。例如女兒論及婚嫁時,老爸一句:「希望妳能找到比爸爸更愛妳的人。」每次試片,都擊中觀眾淚腺,但觀眾會流下眼淚並非悲傷,而是到達某個年齡後,就能有的人生感受。

富閔的文字情景表面荒謬,但細讀一樣帶著遺憾哀傷的氛圍,電影悲喜交集的處理,根本也是呼應著小說和觀眾對於電視的印象。年紀愈大,就愈能明白,人生很多東西其實帶不走,能夠留下的只有情感跟記憶,所以花甲回到過去,要省思的無非就是他能留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 電影《花甲男孩轉大人》環繞家庭概念,編織悲喜交集的人生故事。(氧氣電影提供)

    電影《花甲男孩轉大人》環繞家庭概念,編織悲喜交集的人生故事。(氧氣電影提供)

  • 楊富閔著作也改編成漫畫。(蓋亞文化提供)

    楊富閔著作也改編成漫畫。(蓋亞文化提供)

  • 楊富閔的著作《花甲男孩》。(九歌出版提供)

    楊富閔的著作《花甲男孩》。(九歌出版提供)

  • 楊富閔(左)與瞿友寧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

    楊富閔(左)與瞿友寧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

  • 電影《花甲大人轉男孩》雖是賀歲片,但充滿催淚戲。(氧氣電影提供)

    電影《花甲大人轉男孩》雖是賀歲片,但充滿催淚戲。(氧氣電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