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金源「巨著」《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衛城出版提供）

採訪◎記者藍祖蔚、楊媛婷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方賓照

嘉義東石網寮村於1990年8月淹水39天，圖為鎮安宮前方大埕。（柯金源提供）

柯金源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方賓照攝）

還記得以前厚厚一疊，比磚頭還巨大的電話簿嗎？如果你要出版一本比電話簿更厚更重的書，你不怕讀者心生畏懼，不敢閱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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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業尊稱為「柯師傅」的柯金源，用鏡頭與銳筆記錄環境議題超過三十年，他的新書《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活生生就

是一本「巨著」，重達一．五公斤，「這是一本寫給台灣孩子的生態備忘錄，透過三十年的時間線，讀者可清楚比對出環境生態的變遷。」柯金源一出手就是重拳。

面對全球污染日益嚴重及氣候急遽變化，他語重心長指出：如果我們再不努力，生命中不可少的陽光、空氣和飲水，就會出現階級之別；屆時有錢人才買得起昂貴的空氣清淨機，呼吸「高級」空氣，用高等濾水機享受乾淨水質、更有能力塗抹所費不貲的防曬油。人生一旦如此，就是人間悲劇了。

問：

採訪生態議題不容易，不時可能遭遇到地方勢力或是利益團體反彈，你怎麼處理這些壓力？

答：

案例很多，有大有小，例如偷挖砂石或有毒廢棄物的掩埋事件，往往都與地方勢力或黑道相關，他們的恐嚇威脅手段很多，像是記者到現場時，會有好幾位兄弟「沉默」地跟著你，或是騎機車圍著你身邊繞，有的還會在現場指著你說：「我們知道你是誰。」目的都在讓你心生畏懼，主動撤退。

我們在各地都有熱心朋友，有時聞嗅到風向，認為情勢危險，會建議我們暫緩前往；有的人身分曝光後，先是住家窗戶被打破，後來更遭人痛毆，打到肋骨斷掉住院，這些人是因為環境遭遇污染，才想挺身而出，卻因此必須活在威脅恐懼中，每回遇到這種事情時，我都常想問：政府究竟在哪裡？

尤其，黑道會跟財團結合玩兩手策略，一手是黑道圍事，另一手就是撒錢，地方人物都會分到工程，反對勢力就用黑道擺平，甚至連半官方的公司也玩這種策略，真讓人不可思議。

黑白兩道都氣他，刁難痛毆都遇過，忠實報導保全身

問：

你遇過什麼人身威脅？

答：

精神上的壓力當然有；唯一被毆打的那一次是報導了黑道背景的拖車業者，我一路追蹤他們的拖車到吊車場，結果不只人被打，攝影機也被砸壞，後來我採訪敏感議題時，不再單槍匹馬，會再多找一個人陪伴。

奇特的是，黑道防我，白道也防我。報導二○○一年阿瑪斯號貨輪墾丁油污事件時，公視搶先做出報導，後續新聞更是一路領先，國家公園的公務員大概不堪其擾，竟然劃出一條禁止採訪區域，表面理由是該區受到污染有危險，其實就是禁止採訪，甚至要國家公園警察隊看到我出現，就要立刻回報。

問：

報導環境污染，難免擋人財路，你如何兼顧專業報導與人身安全？

答：

報導時，我避免帶入個人情緒，用影像呈現現象，讓觀眾自己判斷。我謹守報導紅線：用正確的資訊報導事件，就是站在中立點做報導。為了嚴守中立，就得找出許多支持報導的證據與事實，一切有所本，站得住腳，黑道就不會有太超過的舉動。還記得報導國光石化事件時，我讓反對者和贊成者的聲音相繼出現，讓閱聽人自己判斷，雙方都無話可說。

更重要的是，我的採訪態度堅持從「善」出發，這並非要「與人為善」，而是讓整件事往「更好」的方向發展，就是當污染已形成時，找出解決方式，遠比抓出誰是罪魁禍首更有意義。

問：

公共電視是公共媒體，報導環境污染新聞，受過干擾嗎？

答：

公視經費有限，需要各界捐贈，有一部紀錄片是要檢驗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被點名的大財團受到政府長期扶持，累積了巨大財富，卻禍留土地，節目一播出，財團立刻就砍掉他們的贊助費用。公視也非常「巧妙」地不再重播這一集節目。公視節目都有申訴管道，若認為內容不妥，報導不公，可循申訴管道要求更正或修改，財團卻不走申訴管道，直接訴諸高層，把公視當成一般商業電視台，以為用錢就可以決定一切。但在我們堅持下，這一集節目後來還是重播了。

政府偏心媒體懶，放下政經寫環境，行遍全台找病灶

問：

記錄環境新聞這麼艱難，為什麼決定投身冷門的環境生態新聞？

答：

我在彰化偏遠的農漁村長大，目擊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後，環境逐漸受到污染的質變，後來投身新聞工作，深覺主流媒體並不重視環境議題，除了重大公害事件以外，幾乎都不會大篇幅報導。

一九九○年，嘉義東石鄉網寮村因楊希颱風來襲，台鹽事業海堤潰決，海水倒灌後，整個村莊浸在海水中整整三十九天，我當時看到高官訪視災區的新聞露出之後，就沒有媒體持續追蹤報導村民的困境，回到台北看到這些首長依然穿梭在各種會議和高級飯店的舒適環境裡，對比災民淒慘，實在太荒謬，於是決定淡出政經路線，從環境田野記錄出發，從土地看台灣。

另外，一九八八年的農民請願運動也深深撼動著我。當年，農民擔憂農產品開放進口將影響生計，從中南部北上請願，官方卻視他們如暴民，主流媒體也沒能充分凸顯抗議心聲，官方怎麼說就怎麼報，目擊他們的委屈，更強化我用影像與文字為弱勢發聲。

問：

你怎麼選定議題？事前要做多少功課？

（柯金源這時打開一張台灣地圖，上面標示著密密麻麻、上百處的採訪點）

答：

一九九三年，《財訊》雜誌曾邀請我撰寫「台灣檔案」專欄，那時我已對全台灣展開了地毯式的田野調查，每個採訪點都是我認為值得長期關注的環境記錄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回現場，記錄它的變遷，也理解了環境衝突與變遷的脈絡。專欄一寫十二年，後來就帶著這些資料進入公視服務，繼續擴大及深化這些資料，我平均每個月有二十天是在環境新聞現場來來去去，如果遇到突發事件，會先協助同事製作專題報導，當調查資料足夠完整之後，就會製作一至兩小時的紀錄片。

正因為把時間和生命都耗在環境現場，我對家人、父母親很抱歉，沒辦法經常陪伴他們，並未扮演好兒子或父親的角色。

問：

看到生態慘遭破壞，你一定急著想揭露危機警訊，但是否仍會有無力回天之感？

答：

經常會有這種感覺。有一回在台中大里採訪農地污染問題時，有個八十歲的農民，看我拿著攝影機，便來詢問我是否能協助解決他的農地污染問題。我只是個記者，如果回答說沒辦法，肯定打擊很大，但若說我有辦法，更不實在，我只能把他的疑問放進紀錄片《黑》中，讓觀眾看到：「這些農民有困難，有人能伸出援手嗎？」讓人開心的是，先是一位中研院研究員看到片子後，表示願意協助找出解決方法，另外也有大學社團實際到污染區，協助農民實驗改良方式；接下來，其他同業也接續報導相關議題，我也義不容辭地協助採訪。我相信，越多人注意，也許越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生態報導三十年，轉念永續找平衡，不讓弱勢永沉淪

問：

記錄台灣生態三十年，你個人最深的體會是什麼？

答：

官方數據指出，目前台灣仍有八十萬公頃的可耕地，但我實際評估，可供稻穀種植的耕地約僅剩三十萬公頃左右，因大部分耕地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挪用、休耕或被工業污染了。

過去，政府全力推動台灣產業轉型，支持工業發展，環境保護法規相對寬鬆，不但鼓勵家庭即工廠，甚至默許工廠進入農業區，現在的污染問題很多是早期政策所致。

一旦工廠矗立在農地裡，自然會排放廢氣、廢水、廢棄物，進而污染周邊農地，農作物收成銳減，農民為了生存，也只能一邊務農、一邊離開家鄉當臨時工。台灣早期有近百萬的農民，農業政策必須貼近實際社會脈動，政府亦應該更積極面對農地與生態議題。

問：

生態問題很難在一、兩年或三、五年內就看清楚脈絡與結果，採訪過程中是否有些事件後來因觀點不同再度改寫？

答：

有些政策需要長時間的檢驗，例如，七○年代海洋資源復育倡導人工魚礁政策，後來證實，如果管理不當，反而會破壞海洋生態；但我們卻花了幾十億、歷經三十年的時間來檢驗，才明白政策可能是錯誤的。坦白說，三十年在大自然中只是一瞬，能呈現的問題往往也只是一個點，環境生態保育觀念會隨著時代性的需求、知識體系的演進或時間的檢驗，產生新的價值觀念。

例如有關台灣環境的開發議題，有人主張全力開發，我則強調環境優先；多年後我調整了想法：為了兼顧當地住民的生存，不妨從資源永續的概念切入，再以低度利用的方式，尋求人與環境、生物並存的可能性。

以彰化海岸來說，海岸線的北中南正好呈現三種不同樣態，北段的彰濱工業區屬高度開發，中間的海埔新生地則做為牡蠣、漁業養殖專區，南邊則是自然濕地。經過近二十年來的觀察後發現，彰濱工業區當初宣稱可提供十三萬就業人口的目標，目前實際從業的員工不到兩萬人，很大一部分還是移工；也因海風、鹽分等挑戰，對工業生產或對海岸環境都造成傷害。至於中段海岸則屬低度利用地區，除了可提供當地人的生存所需，養殖區甚至還可以代代相傳，這是人與環境兼顧的典範。如果要將上萬公頃的灘地全部劃入保護區，完全斷絕當地人的經濟生產機會，是不太實際的。彰化最南邊的海岸濕地，是目前保存最好的河口自然濕地，剛好成為環境與人的緩衝地帶。

問：

政府曾推動造林工作，多數成效不彰，你看過修復成功的案例嗎？

答：

不多。我曾採訪過一處原本被開墾成檳榔園的山坡地，因園主第二代觀念的改變，選擇讓檳榔園自然汰除；過了十年，這座檳榔園自己長出了許多闊葉灌木，我曾帶植物學家前去觀察，他驚異於該地生物的多樣性。

林務局自從停止砍伐原始林之後，在部分地區選擇以人工植林的方式，想恢復被破壞的林地，但往往流於單一林相，反而破壞了生態多樣性。我就主張部分較為脆弱、不穩定的坡地，應該要讓「土地公」自己種樹，大自然有它的修復機制，它的復原能力往往超越我們的想像。

問：

你出版這本這麼厚重的台灣生態書，動機是？

答：

人是健忘的，常常忘記我們怎麼對待土地，這塊土地又因而產生不同的面貌。我將拍攝過的幾十萬張照片抽出七百多張集結成冊，用時間對照同一地點的變化。我將這本書視為討論台灣三十年環境變遷的「引言」，後續的章節，就交給讀者來繼續書寫。

人面對環境生態議題，常常得不斷「奮鬥」與「選擇」。「選擇」指的就是價值選擇，很多人在關鍵時刻常選擇經濟發展、放棄環境優先；「奮鬥」指的是如果人不去努力，未來的可能性或許可能是零，環境也會持續惡化。其實，環境正義跟人權息息相關，沒有好的環境，人活著也沒有尊嚴；環境惡化，弱勢族群的處境將更為不堪。

例如土地被污染時，糧食作物也必然受到污染，但有錢的人可以買進口或有機、安全的食物，弱勢者就只能吞下被污染的、或劣質的食品。近來霾害嚴重，有經濟能力的就能購買高級的空氣清淨機、享受優質生活，沒錢的人將更無力維護健康，註定更加弱勢，人生更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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