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海的日子》續集手稿。（記者劉信德攝）
黃春明專訪。（記者劉信德攝）
黃春明專訪。（記者劉信德攝）
不管是說故事，或者憶往事，八十二歲的黃春明話匣子一開，就有生龍活虎的氣流滾滾而生，聽著聽著就出神了……。訪問那天，逸興遄飛的大師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一疊《看海的日子》續集手稿，是的，妓女白梅的故事他早就寫好了續篇，就等有緣人用影像來延續那則有獨特台灣味的「看海」故事。
童子賢出資拍攝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替很多知名作家留下身影，但名單中竟然沒有黃春明，也沒有其他本土作家，據說當初是你拒絕了，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因為「黃春明」是因為一路遇到很多貴人，最後才成為作家，而不是我本人多有能耐，也不是好似黃春明這個人小時候就有驚天動地的才能。我是念初中時就因為王賢春老師啟蒙，才開始勤奮為文寫作，坦白說，我認為當年這些不為任何目的而助人的貴人才更有趣，「黃春明」並不有趣。
我拒絕的事情還很多，以前戒嚴時期，一般人要出國都很難，那時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設置國際寫作班，邀請很多台灣作家前去，聶華苓前後邀請我四次，我都不願意前往。有次遇到聶華苓，她還當面抱怨我很愛耍大牌，其實我不是想要耍大牌，而是看到很多參加愛荷華寫作班的作家回國後，常常印製標榜曾參與愛荷華寫作班的名片，或是言談間三不五時提起在美國如何如何等，我心裡是會嚮往前往美國參加寫作班，但我不喜歡作家回國後的自我吹捧態度。
你的小說從一九八三年陸續改編搬上銀幕，從《看海的日子》到《兒子的大玩偶》，都受到高度評價，你怎麼看自己的作品被改編為電影？
我曾經想走電影的路，甚至導演王童拍《看海的日子》時，我常開玩笑要當助理，也協助團隊尋找場景。不過後來看到片子時，《看海的日子》電影版口白統統捨棄台語口白，改用國語，那時我的心情很難過，感到無法容忍，像是換成用國語念「閹雞嬸」，整個感覺就是不同。坦白說，純粹用國語文的邏輯來寫小說，用文字敘述對白、獨白、動作等，外省人讀得懂，但本地人一讀，就會覺得缺了屬於本土色彩的味道。當初撰寫小說時，我為了留住本土味，多方調整修飾，就是希望只懂國語的人能看懂、本地人也能迅速抓住文字裡的台灣味；但這種口白可以呈現的台灣味，到了電影後卻不見了，我想，只要有看過電影的，對照小說後，應該都很容易發現這方面的缺點。
如果說到我最滿意的改編，應該就是萬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也有可能是當初《蘋》小說寫法就有短短的分場，和劇本分場大綱接近；當然，侯孝賢改編的《兒子的大玩偶》也不錯。
我很重視鏡頭的語言，看電影時也很著重這一塊，《看海的日子》中，白梅抱著小孩的鏡頭馬上轉到嫖客三次脫衣的鏡頭，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從純真的小孩聯想到肉體的慾望？還有，脫三次衣服的意義在哪？後來我問導演，他才說是因為看到一部法國藝術片《幸福》，裡面有個女的溺水後打撈三次的場景，用重複來描述人生無法挽救的惆悵，但這塊用在《看海的日子》裡，我覺得很奇怪。
《看海的日子》享譽海外後，為什麼你要寫續集？
《看海的日子》上映後，片商興奮地告訴我票房破億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問我，一個曾經當過妓女的白梅，究竟要怎麼帶一個外人認為生父不明的孩子？她的小孩長大後會幸福嗎？我就開始動筆寫作續集。
《看海的日子》結局是寫白梅抱著小孩坐在火車上，一個原本遭人輕賤的妓女，因為孩子，卻有人願意讓座，寫的是延續未來的希望；但我並非一味樂觀，續集中的白梅也有挫敗時分，差點失去希望。我將白梅的小孩命名為吳恆春，主要是因當初播種的白梅恩客設定是恆春人，續集中的吳恆春在五、六歲時，遇到一個孩子罵他媽媽就是個「賺呷查某」，閒言碎語傳到白梅耳中後，白梅終究也只能離開南方澳，到旅館擔任女中，隨著小孩逐漸長成，白梅不時就要面對孩子詢問父親到底是誰的問題，她的生活有不同的艱難。
《看海的日子》帶動了一九八○的台灣電影流行熱潮，但如今的文學作品影響力大不如前，你怎麼看待寫作這回事？
在網路時代裡，文字的重量變輕了，大家也不太看紙本小說了，甚至我認為華文的「經典文學」即將面臨斷層，因為所謂的「經典文學」，不是靠評論家的文評認定背書的，而是經由大眾的廣泛閱讀而形成，現在既然大眾少看文學，那所謂的經典自然也會消失，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記得大約是在一九七六年，我在重慶北路一間澡堂裡遇到譜有《青春嶺》、《農村曲》的作曲家蘇桐。那時蘇桐說，他寫的這些歌曲，如果大家願意唱，這些歌便是「大家的」；但如果大家都不唱了，那麼這些歌曲才變成「蘇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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