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洪馬克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何宗翰攝）

採訪、攝影◎記者何宗翰

卅六歲的導演洪馬克以微電影《替生》在國際影展上大放異彩，走遍全世界拿了五十多個獎，因為被誤認為「泰國導演」，所以決心要讓台灣電影能有更多和國際交流的機會，十二月在台中舉辦了「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他用行動說出了台灣年輕人的心聲。

問：

原本是念外語的，怎麼會對戲劇產生興趣，甚至拍起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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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我父親是語言學家洪惟仁，耳濡目染下從小對語言就很有興趣，考上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那年，父親也剛好被元智大學聘任，從原本想要享受離家念大學的自由，變成全系老師都在盯的對象。

外語系有很多演舞台劇的機會，迎新送舊、耶誕節、畢業製作等，我又雙主修英、日語，別人演四次我演八次，又參加話劇社，從演員開始慢慢對劇本、導演有興趣，就從電影院、秋海棠錄影帶店、平價ＶＣＤ中吸取大量電影養分。大三那年旁聽了影評人藍祖蔚的電影賞析課，那是我第一堂正式的電影課，有次課堂上分析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三種電影版本，才知道原來同一個故事有這麼多種說法、欣賞電影可以這麼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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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怎麼拍出第一部電影？

答：

畢業時看到環保署「丟你的菸」禁菸廣告，就趁等當兵的空檔很認真地拍了，本以為報名社會組會當砲灰，沒想到得到第一名，後來領了獎金十三萬去日本自助旅行，在一張隨手拍的照片中，看到日本ＮＨＫ的一個環保影片比賽，又拍了片子去投，雖然沒有得獎，但收到ＮＨＫ的來信，說喜歡我的作品，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這條路就更加確定。

當兵時都在幫憲兵學校拍活動紀錄、新聞片，退伍後決定和朋友創業，因為不是科班，三個人一整年只收入廿萬，常常一個禮拜只能合吃一條吐司，直到接到郵局保險的廣告，陸續又接了中油、台糖的廣告，後來一年可以賺到一百萬。

後來覺得自己是賺錢工具，九成五的時間在做服務而非創作，很不快樂，直到接到電影《艋舺》片頭的特效分鏡繪製工作，才正式接觸到電影圈。

問：

也因為拍電影，所以才有了國際接軌經驗 ？

答：

我的第一部作品《替生》描寫器官移植，內容很沉重，但覺得「認真拍就要擺在大家會認真看的場合」，因此決定參加影展；第一次帶劇組飛到京都，影片放完大家靜靜的，我以為創作生涯就此結束，沒想到晚上酒會時，大家排隊等著跟我聊這部片，有個媽媽還聊到哭，觀眾的共鳴完全改變了我的想法。

二○一四年九月，《替生》在美國猶他州得獎，出國前就接到當地的台灣媽媽來電，願意提供家裡讓我住，領獎當天她號召五名親友到場，讓我從獨自一人，變成擁有最強的後援會，臨走前一天還找來卅多人歡送我。後來我忍不住問她：「我又不出名、什麼都不是，為什麼對我這麼好？」她只回答說：「因為你是台灣人啊！」

在加拿大領獎時，頒獎者介紹我是泰國的導演，我才發現很多人不知道台灣，陸續又得了不同的獎，「泰國人」這件事又重演，因此決定發起「百大影展計畫」，做了一面「我愛台灣」的旗子，要走到一百個國際影展，後來越來越多單位跟我要台灣的作品，我就邊走影展邊辦影展。

去年七月時到日本福岡，台灣共有五部作品獲邀，只有我一個導演出席，韓國卻來了四個導演，因為這個原因，大會決定把台灣電影座談會取消，把那一個小時讓給韓國，我只能在台下當觀眾。「這會不會不是個案？全世界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公開名正言順給的榮耀，機會是給你的，但台灣消失了！」

問：

你舉辦的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今年超過五十五個國家、近六百件作品參與競賽，規模不小，你希望達到什麼效益？

答：

台灣每年電影的產量在三、四百部左右，金馬獎、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跟金穗獎都是走菁英思維，台灣電影被定義成商品，有一定的規格、要明星等，但是台灣的市場實在太小，又是自由競爭，很難比過好萊塢電影。

很多台灣導演拍完畢業製作後，就面臨失業，想拍片可是沒機會，八成都過著抑鬱不得志的生活，影展算是很重要的動力，尤其巡迴影展會將影片在隔年帶到國外、台灣各地放映，都邀請導演去做映後座談，親自接觸觀眾的時候，就有更直接的反饋，對作品的讚賞支持，是最直接的，「是麻藥、也是強心劑！」讓台灣導演可以越來越強，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就是鼓勵大家來參加這些影展，在全世界找到被看到的機會。導演無法出國，那我就把世界帶進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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