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島嶼寫作》劇照。（（公視提供））
看完《他們在島嶼寫作》中，有關余光中的紀錄片《逍遙遊》，有一種沒有搔到癢處的失落感，因為它只是一部跟隨詩人夫婦的海天遊蹤，牽引出詩人的鄉愁、文學因緣與詩歌交會的生命往事，詩人的關鍵爭議，無一字著墨，因此就無一詞辯解。
為島上作家立傳，是這套系列紀錄片的初心，因為紀錄片需要傳主現身給拍，不但要傳主願意挖心剖肺無所不談，才能拍到不同的內心風景，甚至最後還要經過傳主同意，才能播出，因此敏感的或者爭議的議題，往往都不得不避，在層層關卡的限制下，《他們在島嶼寫作》做到了替作家即時記錄下身影的使命，多數作品卻只做到了平面復刻，鮮能觸及他們生命中曾經閃動過的黑影與焦慮，模糊的依舊模糊。
余光中當年用：「沒有歌的時代，是寂寞的，只有噪音的時代，更寂寞，要壓倒噪音，安慰寂寞，唯有歌」的序言，替台灣民歌運動擊發了第一槍，《逍遙遊》提到了民歌，提到了高雄，也提到了余光中的鄉愁，這些確實都是詩人生前的文采風流，但是「狼來了」引發鄉土文學爭議，或者是文人相害的往事，卻悉數闕如。不知是詩人拒提？還是導演自宮？總之，余光中引發的文壇爭議，如果讓他在這部紀錄片中能夠解釋、澄清或者道歉，是不是都會讓《逍遙遊》更有重量？更擲地有聲？反之，不就只是起居注？
關鍵時刻，該敲門就要勇敢去敲門，當事人沉默、拒答、變臉…，或者侃侃而談，都可以讓人看見他的心態與姿態，《逍遙遊》錯失了這個敲門機會，詩人也錯失了這個道歉與認錯的機緣，《逍遙遊》的挫敗教訓，可以提供紀錄片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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