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阮攏是大佛普拉斯 黃信堯的「幹」味人生


2017-10-08

專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羅沛德

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就拿下今年金馬獎的十項提名,《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的生命傳奇,比他的電影更神奇。

從國小開始,他就不在人生勝利組中,國小曾多次莫名其妙被老師體罰霸凌,國中讀了四年,考高中、大學到研究所都得重考、連駕照也要考兩次才過得了關,他曾在驕陽下打工,全身上下只剩一條內褲,他還開過競選宣傳車,用漿糊和刷子替政黨大街小巷貼過海報,因為始終在基層打滾,最懂庶民心聲,他拍出的《大佛普拉斯》,不但替底層掙扎的台灣人民出了一口氣,也拍出了台灣電影的驕傲。

跌跌撞撞長大 深知庶民心聲

問:多數台灣電影都在城市或青春事件中打轉,《大》片卻有濃濃的泥土香,成就有笑有淚的庶民電影,很能反映底層民眾的呼吸與心聲,想必你的人生一定也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甘苦經歷?

答:我在台南七股長大,一路人生走來跌跌撞撞並不順遂。還記得念國小時,有次學校模擬了市長選舉,副班長突發奇想提議大家投廢票,我覺得好玩跟著亂蓋,導致班上的候選人差了幾票落選,老師非常生氣,但他不敢找家中有背景的副班長麻煩,就把一切都怪到我頭上,還說我以後會是賣國賊或漢奸,但帶頭的副班長卻一點事情也沒有。

國中時,因為我成績不好,午休時間經常被罰半蹲,有一次還被老師賴說我作弊,其實作弊的不是我,老師卻要我罰站,痛罵了好久,我看著真正作弊的同學安坐在位置上,就把耳朵關上了,隨便老師怎麼罵,但內心真的覺得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

因為沒考上高中,再加上補習班學費太貴了,為了升學,於是我回頭再讀「國四」,那段時間曾在一間塑膠工廠打工,我是最菜的菜鳥,吃的苦最多,甚至被分配到日曬最嚴重的工廠頂樓去搬沉重的合成皮,每天汗流浹背,身上只剩一條內褲還嫌熱,那時候學到的人生教訓就是:因為你是最爛的,所以得受最多的苦。

問:這麼不堪的青春人生,或許提供了你始料未及的養分,你的改變來自什麼契機?

答:高中受到英文、數學老師啟蒙,開始聽候選人的演講會,開始跟三教九流的人相處與接觸,開啟了我對世界不同的認知。

高中畢業後,我同樣沒能考上大學,於是到一個競選總部工作。每天不是提著白色黏稠的漿糊,帶著刷子與大疊海報,頂著大太陽街頭巷尾黏貼競選海報,就是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開著競選宣傳車,聽著候選人重複播放的政見,似懂非懂地組合我的政治拼圖。

重考進文大大傳系夜間部後,白天更多打工機會,於是加入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做起基層黨工,同樣是開著宣傳車四處走,這算是進了政治圈,但實際參與政治後,很快就失望幻滅了,因為我親眼看到很多一開始高舉理想大旗的人,為求勝選,竟然也開始買票了。

現實太殘酷 拿攝影機唱自己的歌

問:殘酷的政治現實是不是讓你返回校園的動機?甚至因為你選擇了紀錄片這條路,完全改變了你的人生?畢竟你曾在二○一一年的台北電影節以《沈沒之島》拿下百萬首獎與最佳紀錄片大獎,後來又在二○一七年的台北電影節以《大佛普拉斯》再次拿下百萬大獎,這是前無古人的驚人成績。

答:我長期住在台南七股,但因拍紀錄片的經驗,曾跑過許多地方,藉由攝影鏡頭觀察我所喜歡的庶民生活。選擇紀錄片的原因,來自《南方電子報》曾喊出的一句口號:「做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我大學時曾想當獨立記者,進行深度報導,但那時很多願意做深度報導的政論雜誌都陸續收攤了,如果我只會跟朋友坐在咖啡廳,吹著冷氣談環保抗爭議題,也讓我覺得很空虛,有一種離開土地很遠很遠的空虛感。

我大學念了六年後,因爸媽幫人作保、房子被人查封,我姊又出嫁,身為獨子必須負起養家的責任,決定離開台北,遷回南部。當時一邊工作,一邊準備研究所,只是一開始當起汽車業務員,碰上景氣低潮,一輛車子都沒賣出去,但我學會了拿起攝影機講自己的故事;後來考上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研究所後,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紀錄片拓展視野,便決定用拍攝紀錄片的方式來參與社會運動。

我曾經給自己三次機會證明自己,第一次是來台北讀大學,第二次是一邊念研究所、一邊來台北工作,畢竟在南部的拍片機會很少;最後一次是二○一一年帶著剛完成的紀錄片《沈沒之島》來台北,心想如果還是不怎麼樣的話,就回去台南、不會再上來台北,沒想到就拿下了百萬大獎。

問:《大佛普拉斯》可說是台灣少見的庶民電影,你關切著在社會邊緣浮沉的底層民眾,他們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想過自己的故事可以搬上大銀幕,此外,你也選擇了「大佛」與「行車紀錄器」做切入點,故事是怎麼蹦出來的?

答:我平常很喜歡「偷聽」路人說話,專心聽,就可以聽到很多既真實又有趣的人生故事,電影的菜埔、肚財和釋迦等主要角色,都來自我的生活經驗。

「大佛」的念頭源自我接過一個案子,第一天踏進拍攝現場,撞入眼睛的就是一尊有三、四層樓高的三太子銅像,當時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這裡面裝什麼東西,都不會有人知道。」而且,佛像越大,想像的空間越大。後來我在路上看到佛像,都會猜想裡面到底裝了什麼,因為「佛」有宗教護體,有其非凡的正當性,不管它發生什麼事情,即使裝進了不該裝的東西,人們都會解讀成神蹟,因此就有了可以大做文章的空間。

至於現在很流行的行車紀錄器,則像是「蟲洞」,攝影機拍下的是外面的公共空間,但收錄的聲音卻是車廂內的私密對話,所以我說它像是蟲洞,連結著兩個異空間。

我是在一次車禍後才裝行車紀錄器,第一天很興奮,就跟朋友邊看著紀錄器錄製的影像,一邊聊著垃圾話,明顯就是影音相異的不協調空間。我不但憑著這種想法交出了我的研究所作業,也開始有了靈感,假設有人撿到紀錄器的記憶卡,看著畫面,再聽著怪異的聲音或垃圾話,會創造出多荒謬的效果。

問:《大》片中的行車紀錄器,其實是滿足了小人物窺伺名人的好奇心,卻因為窺探了太多,反而招來殺身之禍,你不但批判了當今電視媒體愛拿行車紀錄器畫面做報導的現狀,也擊中了好奇心惹禍的人性。

答:我常去便利超商買東西,付款前眼睛都會瞄到剛上市的週刊,看到那種聳動的標題,看到名人被抓包的照片,你就會心動;電影中的菜埔和肚財偷窺老闆啟文的行車紀錄器,其實就貼近這種微妙的心情。他們只要聽見露骨的聲音,就有無窮盡的想像,那是最最庶民的娛樂了。

曾經有位紀錄片前輩跟我說:「你就是因為太過貧窮,所以拍電影時不敢去想像。」這句話讓我茅塞頓開,因此我就把這句話轉投射進電影裡面。《大》片中,菜埔跟肚財兩人聽著行車紀錄器的聲音後,開始胡思亂想,因為他們生活中根本沒有老闆這種獵豔或偷腥的經驗,所以加油添醋、天馬行空去編故事,想像著有錢人的「卡樂佛」(colorful)生活。

刻劃人生不堪 嬉笑包藏辛酸

問:你悲憫小人物的情懷,很接近日本大導演山田洋次,但快意恩仇,恣意嘲諷的手法更像北野武,你們關懷的都是卑微渺小的人物,卻可從他們的庶民本色提煉出更多的人性趣味。

答:北野武的電影我都喜歡,他刻劃的小人物都很生動,即使只出現幾場戲、只講幾句話,你都可以感受到這個人背後有著一段故事,是這麼的真實鮮活。影響我最深的北野武作品是《性愛狂想曲》,他自稱亂拍,其實不然,而是嬉笑怒罵中包藏傷感情懷的電影,講述小人物的各種狂想,主角成天巴望著能有一台車,就可以去泡妞,好不容易偷了台車,卻是沒有煞車的破車,他追逐性愛的各式狂想都成了笑話,這樣的狂想說來悲哀,然而小人物的人生就是如此。

問:你從紀錄片轉向拍攝劇情片,為什麼?

答:我拍紀錄片有個「心魔」,紀錄片的精采是來自人物的「不堪」,我無法去拍那種正向勵志的紀錄片,也只對人生生活「不順遂」的題材有興趣,但總覺得不該把這種人生的不堪拍出來,因為即使紀錄片轟動成功,名聲還是落在導演身上,對當事人沒有太大幫助,反而像是在剝削他們,讓我心裡很不舒服。所以拍攝《沈沒之島》時,我刻意淡化那些訪談的人,甚至也沒打上人名字幕,就是希望觀眾看完就忘記他們的不幸。

劇情片則是虛構的,沒有忌諱,我可以自由自在討論人生困境,暢談自己的觀察與故事,對我來說,拍攝劇情片可以滿足我的創作慾,《大》這部片講述「人就是生而不平等」這件事,我們得直視這個世界的現實,然後轉身繼續生活。

親自上場說書 拉林生祥助陣

問:《大佛普拉斯》大膽採取了全知觀點的敘事旁白,而且是你親自上陣,像是一位說書人口沫橫飛地向大家介紹著光怪陸離的人物傳奇,措詞輕鬆風趣,不時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又能穿針引線,指點劇情,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這麼流利的口條又是怎麼訓練出來的?

答:我高中很愛聽廣播,尤其是聽吳樂天講廖添丁傳奇,班上同學也一樣,下課時就會和朋友競相模仿吳樂天的說書腔調,盡情惡搞。上了大學後,擔任基層黨工,也曾站上宣傳車、拿起麥克風大講特講各種政治口號與理念,所以後來拍起紀錄片時,都不忘自己配音來解說情節。

一開始,我還有點擔心,在劇情片中加入旁白是否很奇怪?但鍾孟宏導演認為我的旁白很有特色,就鼓勵我說:「你是新導演,拍第一部長片,想怎麼拍就怎麼拍,不用有包袱。」我就想,對啊,幹嘛自我設限?所以寫起劇本時,就預留了旁白空間,一開始還沒打算講這麼多,但配起音後,欲罷不能、愈配愈多,甚至在林生祥配樂完成後,我又改了旁白,也把林生祥加了進來。

(未完...且待下週分曉)

  •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 導演黃信堯接受本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

    導演黃信堯接受本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

  •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大佛普拉斯》劇照。(甲上提供)

  • 導演黃信堯接受本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

    導演黃信堯接受本報專訪。(記者羅沛德攝)